【原文】

    晉人之書流傳曰帖，其真跡至明猶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為帖學宜也。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國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睹，即唐人鉤本，已等鳳毛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譬如子孫曾玄，雖出自某人，而體貌則迥別。國朝之帖學，薈萃于得天、石庵，然已遠遜明人，況其他乎！流敗既甚，師帖者絕不見工。物極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學中興，蓋事勢推遷，不能自已也。

    乾隆之世，已厭舊學，冬心、板橋，參用隸筆，然失則怪，此欲變而不知變者。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為真書，師仿《吊比干文》，瘦勁獨絕。懷寧一老，實丁斯會。既以集篆隸之大成，其隸、楷專法六朝之碑，古茂渾樸，實與汀洲分分、隸之治。而啟碑法之門，開山作祖，允推二子。即論書法，視覃溪老人終身歐、虞，褊隘淺弱，何啻天壤邪？吾粵吳荷屋中丞，帖學名家，其書為吾粵冠。然窺其筆法，亦似得自《張黑女碑》，若懷寧則得于《崔敬邕》也。

　　【譯文】

    晉人的書翰，流傳下來的叫“帖”，其真跡到了明代還有遺存的，所以宋、元、明三代的人研習帖學是適宜的。紙這個東西的壽命至多能保存千年，流傳到了本朝（清朝），不僅六朝人遺留下來的墨跡不可能看到，就是唐代人的鉤填本，也已是稀罕如鳳毛了。所以說，現(xiàn)在所傳下來的那些書帖，不管是哪家的，不管是什么帖，大致都是宋、明人的重新鉤摹本和多次翻刻本。其名目雖是王羲之、王獻之，而面目卻完全不是羲、獻原來的模樣，精神就更不要說了。就好比兒子、孫子、曾孫、玄孫，雖然同出于一個祖上，而身體相貌卻迥然相別。本朝的帖學，集中表現(xiàn)于張照、劉墉的書法，但已遠不如明代人，更何況其他的人呢！流弊既然這么多，習帖的很難見到有精工的拓本。物極必反，自然的法則就是這樣的。道光朝之后，碑學衰而復興，因為事勢的推移變遷，是不能自止的。

    書法發(fā)展到了清乾隆時代，對舊有的“帖學”已感厭倦，金農(nóng)、鄭燮，參用隸書筆法來表現(xiàn)，但卻失之怪誕，這乃是想求變化而不知如何變化的原因。伊秉綬精通于八分書，他用八分書的筆法來寫楷書，師法仿效《吊比干文》，瘦勁絕倫。懷寧的鄧石如先生，與伊氏可謂棋逢對手，他除了已經(jīng)取得集篆隸之大成外，其隸楷又專門師法六朝的碑刻，書法古茂渾樸，實可與伊氏在分、隸上爭雄媲美。開啟碑體書法的門派，開山作祖的，確當推為他倆。即便以書法論，比起翁方綱的終身專學歐、虞書法，筆墨拘謹薄弱這一點來看，豈止是天壤之別呢？我家鄉(xiāng)的吳榮光中丞，帖學的名家，他的書法為廣東之冠。但注意觀察他的用筆，也像是出自《張黑女碑》的。而鄧石如的用筆則是出自《崔敬邕碑》的。

　　【解讀】

    由于帖學的衰微不振，清代雍正、乾隆朝而后，碑學的呼聲漸起，直至道光、咸豐朝而后大興。其實原因多多，當與時代文化、時代風尚大相關(guān)聯(lián)，概括而說，實為歷史大趨勢所致。

    康氏言，清代得書法重名者如張照、劉墉，也是“遠遜明人”的。此種議論，實嫌武斷含混。所謂秦不如三代，漢不如秦代，魏晉南北朝不如漢代，隋、唐不如魏晉南北朝，宋、元、明不如隋、唐，清代不如明代，表面看來似乎符合書法的發(fā)展觀。誠心而論，書法藝術(shù)，一代有一代的風貌特色，是不可以相互替取的。假使將張、劉二人的書法置之于明人間，其精能獨到處，想明代人也未必盡能勝之，或更置之于宋、元人，隋、唐人，魏晉南北朝人，兩漢人，先秦人、三代人間，想彼輩也一樣未必盡能勝之。伊秉綬、鄧石如書法自是高古超絕，而鄭燮、金農(nóng)書法也是奇麗多姿，絕不可以用“欲變而不知變者”非之。春蘭秋菊，風采各具，康氏以私心好惡妄斷高下，不免有揚伊、鄧而抑鄭、金之嫌。筆者以為有失公允，搞書學研究不可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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