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李柏書稿年代考》是日本已故的學(xué)者西川寧先生于1959年撰寫的主論文《西域出土?xí)x代墨跡的書法史研究》所附的兩篇副論文中的一篇。李柏文書系日本西本愿寺中亞探險隊于1909年在塔里木河支流昆支河畔發(fā)掘出土的，此地即1900年斯文赫定發(fā)現(xiàn)的樓蘭故址。在李柏文書中，有兩件是基本完整的尺牘草稿（見附圖），其余文書殘片大小共22片?，F(xiàn)藏于日本京都龍谷大學(xué)圖書館。

    譯者梁少膺先生，長期從事書法理論研究，對日本書法史、美術(shù)史多有涉及。他認(rèn)為，我們雖不能斷定李柏文書寫于何年，但李柏是屬于前涼時代，亦即是東晉咸和至永和之間的人，那么李柏基本上是與王羲之同時代的人，因而，李柏文書在中國書法史上的意義至少有兩點，一是李柏書稿中的書風(fēng)雖秉承著中原書風(fēng)，但其性質(zhì)已向清舉、流便方向轉(zhuǎn)變，從中可以揭示此時期中國書法，特別是行書的轉(zhuǎn)變。二是書稿可以作為王羲之書法的佐證。

    自本期始，本報將隔期連載此文，以饗讀者。

一、有關(guān)李柏文書出土以來的研究

    李柏文書自出土以來，就在國內(nèi)外的學(xué)術(shù)界中引起反響，因此，關(guān)于這方面的論考發(fā)表了不少。就我所知的有以下十種刊載。

    （1）1910年，內(nèi)藤湖南博士《西本愿寺的發(fā)掘物》（8月3~6日，《大阪朝日新聞》《目睹書譚》所收）；

    （2）1910年，皮里（譯介內(nèi)藤博士的報道）（B、E、F、E、O、X、N03—1910）；

    （3）1911年，羽田亨博士《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說》（第一回）（東洋學(xué)報·第一卷、第二號《羽田博士史學(xué)論文集》〈上〉所收）；

    （4）1913年，沙畹《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考古所得中國文書考釋》；

    （5）1914年，王國維（有關(guān)李柏文書A57、60、61的考釋）（《流沙墜簡考釋補遺附錄》——《觀堂集林》卷十四·《王忠慤公遺書》）；

    （6）1936年，馬斯培羅《文書之遺漏》中介紹；

    （7）1954年，西川寧《王羲之前期》（以李柏尺牘為中心）（河出書房《定本書法全集》第三卷）；

    （8）1955年，伊瀨仙太郎《西域經(jīng)營史之研究》中引用；

    （9）1956年，松田壽男《古代天山的歷史地理學(xué)研究》中引用；

    （10）1959年，森鹿三《西域出土的書跡》以及李柏文書的解說（平凡社《書法全集》第三卷）。

    這當(dāng)中，（1）雖然內(nèi)藤博士一文率先發(fā)表，但有關(guān)李柏文書部分，介紹了羽田博士的研究成果（后出）。（2）上述內(nèi)藤博士的文章由皮里翻譯。內(nèi)藤博士的報道剛刊載，國外就及時地作了譯介，對他們的熱忱致以敬意。（3）關(guān)于這文書，羽田博士開始作嘗試性的探索研究。李柏書稿的書寫年代為328~330年。（4）沙畹翻譯和注解的李柏文書（A60、A62）（譯者按，本文是西川寧先生《西域出土?xí)x代墨跡的書法史研究》所附的參考論文之一,有關(guān)李柏文書的圖版皆來源于該文。中譯本的圖版編號按原著），參考了以上羽田、內(nèi)藤以及皮里等三文?？墒歉鶕?jù)《晉書》，李柏任西域長史是在324年，李柏文書的書寫期也應(yīng)該與此相當(dāng)，但《晉書》中沒有任何記載。這里一定存在某種錯誤。（5）王國維的論文是繼羽田說之后發(fā)表的重要研究。他推定文書的時代在345年或者345年之后。（6）馬斯培羅在他的著作《文書之遺漏》的P60和P78，兩處引用李柏文書，都依據(jù)沙畹的324年說。（8）伊瀨氏參考了拙著《西域出土?xí)x代墨跡的書法史研究》中李柏活動的內(nèi)容，注中引用了羽田說。（9）松田氏在他的著作第130~134頁中，涉及有關(guān)李柏文書（A60）之論。他否定王說，并修正了羽田說，書寫年代推定為328年。（10）森說刊載于去年（譯者按，指1959年）6月出版的《書法全集》（平凡社）第14~16、159~160頁，書寫年代承松田說。

    其中羽田說與王說，對于李柏文書的見解呈全然對立而顯得尤為重要；松田說給羽田說作了部分修正亦引起影響。

    上述內(nèi)藤博士的文章之末，簡略地附了李柏尺牘的書法史的解釋，而純粹以書法作品的形式在書法界進(jìn)行介紹，那大概是始于1914年的《淡書會志》吧。這本雜志由于是珂羅圖版，印刷精美；當(dāng)時印量少，只是在一部分會員中頒發(fā)。其次是與我所從事的研究有關(guān)。因為在1930年，我撰寫了《王右軍研究的草案》一文，在雜志《春興集》一卷4號、5號、6號、二卷1號中分四次連載。第一次的卷首刊出了李柏文書的大片（A60）寫真，并根據(jù)羽田說，注上這是王羲之二十四五歲左右時，是一般文化人所書的作品的說明。1931年所撰的《六朝的書法》（一冊——東亞研究講座·第四十一輯）中卷首也刊出了這件寫真，注明了羽田說與王說。1938年6月，我編輯的雜志《書法》七卷六號中，刊出了《晉人墨跡集》特集，卷首發(fā)表了這件寫真，同樣承羽田、王說，即在328至345年這一時間。1946年夏，我寫作主論文《西域出土魏晉人墨跡的研究》的初稿，中間亦作過介紹。1954年6月，東京國立博物館編輯的《書法名品目錄》中刊出了寫真，解說承前。1954年10月，河出書房發(fā)行的《定本書法全集》（三）中原寸刊出了李柏大片兩件（A60、A61），由此而刊載了我《王羲之前期——以李柏尺牘為中心》一文，見解如前。李柏文書中，附上了張超濟(jì)文書一組（B77—B87），張文書中，附上了世龍、韋効榖文書（B88、B89）。這是在1946年的初稿中揭載的，部分在后來多次作了簡略的解說。河出本刊載的拙文中，開始全部匯集一起公開發(fā)表。

    由于如此的趨勢，近來書法雜志、書法講座與啟蒙書中，到處能見到這些文書，特別是A60的介紹；李柏文書終于聞名書法界，且受到關(guān)注。

    如上所述，對于李柏文書學(xué)術(shù)上的考論，羽田說和王說頗見分量。正是這樣，與李柏文書相關(guān)聯(lián)的東西在出土文書中占有相當(dāng)?shù)臄?shù)量，因此，這一文書的年代一獲確定，其它極大數(shù)量的，包含重要的出土遺品的位置亦能作出決定；它在書法史上的意義極為重要。下面論述羽田、王兩說，并附松田說，最后即是我的思考。羽田、王兩說稍為詳細(xì)，因為我怕斷章引用的結(jié)果，往往會引起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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