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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佚名楷書《大乘入楞伽經》(局部)紙本日本私人藏

[唐]佚名楷書《大乘入楞伽經》(局部)紙本日本私人藏
敦煌藏經洞發(fā)現(xiàn)的寫卷,上起兩晉,下至宋元,其中的大部分是唐代的寫經卷子,并且有很多寫經卷子有抄經者以及年月的題記,為我們了解唐代經生及其書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今就相關問題作一探索。
一、寫經生的身份及其抄經情況
唐代主要寫經者身份是十分復雜的,為了闡述方便,我們將其大體分為官府經生與民間經生。
(一)官府寫經生
此類經生大體是秘書省和門下省的“楷書手”(又稱書手、楷書、群書手)。屬秘書省的經生抄經如:斯1456《妙法蓮華經卷第五》末題:“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秘書省楷書孫玄爽寫?!碑斎?,秘書省經生抄經隋代已有,如斯2295《老子變化經》末題:“大業(yè)八年八月十四日經生王儔寫”,后署“秘書省寫”。
屬門下省抄經的情況較多,如:斯2637《妙法蓮華經卷第三》末題:“上元三年八月一日弘文館楷書任□寫?!彼?348《妙法蓮華經卷第六》末署:“上元元年九月廿五日左春坊楷書蕭敬寫?!卑矗汉胛酿^屬門下省,左春坊位于東宮,但制擬門下。
沒有注明抄經者所屬部門,但從寫經形制看,屬于官方抄經,如斯3094《妙法蓮華經卷第三》末署:“儀鳳二年五月廿一日書手劉意師寫。”斯3079《妙法蓮華經卷第四》末署:“咸亨二年十月十二日經生敬德寫?!比绻堰@類抄經與門下省、秘書省抄經題尾相比照,其羅列的名目,如初校、祥校者等等幾乎類同,因此仍應是門下省或秘書省抄經。

[唐]佚名楷書《大乘入楞伽經》(局部)紙本日本私人藏

[唐]佚名楷書《大乘入楞伽經》(局部)紙本日本私人藏

[唐]佚名楷書《大乘入楞伽經》(局部)紙本日本私人藏
《舊唐書》卷43《職官志》,弘文館有“楷書手三十人”,史館亦有“楷書手三十五人”,而崇文館亦有“書手二人”。開元年間張九齡等人所撰《唐六典》卷10也記載,秘書省置“楷書手八十人”,卷8記載,弘文館置“楷書手二十五人”。雖然無法確切地知道這些“楷書手”、“書手”的職責,但可知為官府抄經是他們的任務之一。
這些政府抄經書手是如何培養(yǎng)出來的?唐政府曾規(guī)定,“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即入(弘文)館內學書”①,著名書家歐陽詢、虞世南曾教習楷法。學成的善書者分充各館充當書手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些書手沒有官銜品第,相當于“胥吏”,為政府所雇傭。關于他們的事跡,所見不多。如國詮是唐經生,有關他的身世,明都穆在其《寓意編》中說:“國詮,太宗時人,唐貞觀中經生。國詮奉敕作指頂許字,用硬黃紙本書《善見律》,末后注諸臣,有閻立本名,其書精熟勻凈而近媚?!边@些記載其實在《善見律》后題記中都有記載。又本卷后紙的徐□跋中說:“余家舊藏《蘭亭禊序》,尾云楚生國詮摹,后有蘇、米二公題識,評其書法當在庭誨之上,今觀此卷,信不誣也?!睆拇丝芍?,如果兩種記載的國詮同屬一人的話,那他應是貞觀時經生,曾摹過《蘭亭序》,并奉敕作《善見律》。有關他的其他資料,一概闕如。
政府書手所抄經書,多是發(fā)給各州道以供師法的樣本,因此對寫經的要求非常嚴格,形成了一套完整嚴密的制度。這種完備的制度從任意一個官方抄經的題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斯2573號《妙法蓮華經卷第二》末署:
咸亨四年九月十七日門下省群書手封安昌書
用紙二十張
裝璜手解集
初校大莊嚴寺僧懷福
再校西明寺僧玄真
三校西明寺僧玄真
詳閱太原寺大德神符
詳閱太原寺大德嘉尚
詳閱太原寺上座道成
詳閱太原寺上座道成
判官司農寺上林署令李德
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攝兵部侍郎永興縣開國公虞昶監(jiān)
抄經的時間、抄經者、用紙數(shù)量、裝璜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詳閱者、監(jiān)制者,繁多的名目一一羅列于卷尾,這幾乎是所有官抄經書的規(guī)制。當時紙張尺寸較小,由于經書多長篇大論,故須將紙連成長卷。寫經者不一定深諳佛教,所以多用寺院僧人來初校、二校直至三校,詳閱者多是德高望重的高僧。上列詳閱的太原寺大德神符、大德嘉尚、上座道成均是玄奘大師的弟子,當時是很有名的。由此三僧主持詳閱的政府抄經很多,粗略翻閱臺灣出版的《敦煌寶藏》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的斯1456、斯2573、斯2637、斯2956、斯3079、斯3094等經卷均為三人所詳閱。監(jiān)制者多是政府掛銜的官員,其中虞昶是唐代書法家虞世南之子,也擔任過抄經的監(jiān)制工作,如斯2573、斯3079等。正因為如此,宮廷經生所抄成千上萬的經卷十分整齊,涂字改字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政府書手抄經既然是發(fā)給州道的經書樣本,各州道也必須供給糧錢以及抄經所用的麻紙?!短茣肪?5載,“貞元三年,秘書省劉太真奏,……準去年八月十四日敕,修寫經書,令諸道供寫功糧錢。”
(二)民間寫經生
非政府、官方行為的寫經,我們簡單地將其歸入民間寫經之列。
僧人和官府經生、書手抄經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人們信奉佛教,希望佛祖使人們合家歡樂、去病避災、保佑親族、超度亡靈,在很多情況下都是要借助于念佛,大量的抄經就在此背景下出現(xiàn)了,其中的一部分經生是來自于民間。
民間經生是隨佛教興盛自發(fā)產生的抄經群體。對于他們的身份,胡適先生在《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中說過:“有些經是和尚寫的。有些是學童(學仕郎)寫字習作,有些是施主雇人寫的?!笨h學生抄經的情況如斯1893《大般涅簄經卷第三十七》末題“經生敦煌縣學生蘇文書”;所謂施主所雇之人,有專門的寫經者,如斯2424《佛說阿彌陀經》末署云:“景龍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奉裕在家未時寫了,十二月十一日清信女鄧氏敬造《阿彌陀經》一部,上資天皇,圣化無窮,下及法界眾生,出超西方供□上□之樂?!逼渲凶苑Q“清信女”的鄧氏應該是“施主”,而李奉裕是經生無異。因為從寫經書法看,其筆法相當熟練,筆筆精到,與當時寫經體無異。從寫經題記中還可以知道一些經生的名字,如北京圖書館載字44號、地字99號為王瀚寫。值得補充的是,唐代傳說中所謂的“女仙”吳彩鸞,其實是位女經生。宋人張邦基《墨莊漫錄》記載:“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绷硗猓缎蜁V》卷5記載,吳彩鸞寫《唐韻》也是“為糊口計”,“然不出一日間,能了十數(shù)萬字?!睂懸徊俊短祈崱贰笆形迩уX”,宋宣和年間御府所藏有其正書一十有三,故修《宣和書譜》者稱其書法“當于仙品中別有一種風氣?!?/FONT>
除了和尚、學童之外,不少文人也有寫經的經歷,當然在他們這里,寫經可能是一種修身養(yǎng)性的行為,有的在家境貧寒之時,也以抄經維生。
經生在家抄經的情況固然不少,而專業(yè)經生開鋪經營的情況也很普遍。《唐會要》卷49《雜錄中》記載,玄宗于開元二年7月29日下令,不準“開鋪寫經,公然鑄佛”,實際上這已透露出,“開鋪寫經”是當時寫經生一種重要的經營方式,店鋪多集中于寺院附近,因為善男信女念經誦佛后,佛經要直接捐獻于寺廟,以積累功德。當然,寺院是很重要的寫經場所,如斯1073《菩薩戒疏》末署“乾符肆年四月就報恩寺寫記”,斯721《金剛般若經旨贊卷下》末署“廣德二年六月五日□□□于沙州龍興寺?!?/FONT>
除了寺院、店鋪,交通要道上往往有抄經乞錢者。據(jù)段成式《酉陽雜俎》卷5《詭習》記載,大歷年間,東都洛陽天津橋,經常有一個沒有雙手的殘廢兒童,他“以左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余,以足接之,未曾失落,書跡官楷不如也?!?/FONT>
寫經是一種艱苦的勞動,寫經生自然應該得到報酬,伯2912號一份帳目給我們提供了寫經價目:
寫大般若經一部施銀盤子叁枚(共卅五兩)麥壹佰碩粟五十碩粉肆斤右施上件物寫經謹請
炫和上收掌賀賣充寫經直紙墨墨自供足謹疏
四月八日弟子康秀華□②
寫一部《大般若經》得到如此的報酬,不算太少,而大多的情況并不理想。北京圖書館藏敦煌卷子位字68號收了寫書手的報怨詩。詩曰:“寫書不飲酒,恒日筆頭干,且作隨宜過,即與后人看。學使郎身姓,長大要人求。堆虧急學得,成人作都頭?!彼拮?9號書手怨詩曰:“寫書今日了,因何不送錢。誰家無賴漢,回面不相看?!彼?92號《秦婦吟》是張盛友公元919年所寫,末題詩一首云:“今日寫書了,合有五升麥。高代(貸)不可得,還是自身災。”看來,經生們還有有所勞動而一無所獲的情況。
抄經的興衰受佛教興衰的影響?!端鍟肪?5《經籍志》中載:“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并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于六經數(shù)十百倍。”這種情況下,民間抄經可想而知是何等興隆,而“李唐開國,高祖、太宗頗不崇佛,唐代佛教之盛,始于高宗之世。此與武則天之母楊氏為隋代觀王雄之后有關。武周革命時,嘗藉佛教教義,以證明其政治上特殊之地位”③。北京圖書館所輯《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匯編》中,楊隋一朝及唐高宗、武則天時代數(shù)量最多。唐玄宗開元二年(714年)7月13日曾規(guī)定:“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以后,不得創(chuàng)造”,而開鋪造經,亦受影響④。
二、寫經書法藝術分析
(一)敦煌經卷中的臨本與寫經書法的淵源
寫經書法具有濃厚的特色,以至于為人稱為“經生體”,但在師承淵源上我們卻發(fā)現(xiàn),經生們仍以社會流行的書法范本作為自己的楷范。這一點從敦煌經卷中發(fā)現(xiàn)的部分經生臨本中可以得到明確的答案。
敦煌卷子中的兩件作品應引起我們的注意。伯2544號《蘭亭序》全文,鄭汝中先生在其論文《敦煌書法管窺》中稱“系經生所書”⑤,正文臨完后,又倒過來臨了兩行“永和九年”,這位不知姓名的經生臨作并不能算是上乘,用筆還遠沒有成熟,結體還顯粗疏,但這也同樣透露出經生們也以《蘭亭序》為習字范本。斯1619號《佛經疏釋》卷后附臨書一紙,每行臨相同一字,從左至右依次為“若合一契未嘗不臨”等字,顯然這也是右軍《蘭亭序》中未完的一句話,臨字雖不象出自諳熟書法者之手,但風格仍在力求接近《蘭亭序》。
智永是隋代和尚、王羲之七世孫,書法深得王羲之意趣,故唐人習智永書法一時成為時尚。智永代表作是真草《千字文》。敦煌石室所出《智永千字文》可以說是敦煌卷子中臨智永《千字文》最為成功的作品,楷書沖和俊秀,草書連帶自如、圓勁流暢而又不失規(guī)范,深得智永三味。此臨作題記為“貞觀十五年七月臨出此本,蔣善進記?!贝祟}為楷書,參合已意,從其結體嚴謹處看,正是唐經生所臨。文獻記載,智永寫《千字文》八百本,分施浙東諸寺,一時間流布甚廣,成為寺院和尚和民間經生臨習的范本。敦煌蔣善進臨智永《千字文》的發(fā)現(xiàn),表明智永《千字文》的影響已是相當普遍。
另外,《懷仁集王書〈圣教序〉》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27年)刻石后,隨即引起廣泛影響,皇帝的翰林侍書亦學此碑,以至“當時專門從事抄經的書手、經生,他們的書法就是淵源于此本?!雹?/FONT>
這些信息表明,寫經書法是在崇尚“王體”書法的氣氛中奠定其風格的。
但是寫經的要求是抄經者必須以嚴肅謹慎的心態(tài),以工整的楷書一筆一劃地抄寫,因而又無法表現(xiàn)王體書法那種“飄若驚龍,游若浮云”的瀟灑之美,相反,卻是一種嚴勁刻厲的風格,因此,經生書法倒是與初唐歐陽詢、虞世南(亦學王書)風格近同。這并不奇怪,歐、虞都是學王書起家的,其本身面目的形成并不意味著沒有吸取王書的精神。進入盛唐開元以來,“緣明皇字肥,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脂”⑦。翻開敦煌寫經卷子,其中字體由清瘦轉豐腴者并不在少數(shù),如斯752《佛說佛名經》較斯786《摩訶般若波羅密經》要豐肥寬博得多。盛唐后經生書體呈現(xiàn)肥滿,似乎是受顏體之影響,而其實是同一審美時代出現(xiàn)的書法風格的類似性。正如錢泳《履園叢話?書學》中所云,“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這一切“亦時代使然耳”。
另外,敦煌經卷中也發(fā)現(xiàn)了當時民間流行的字書,即《字寶》,共有五種,即斯619、斯6024、伯2058、伯2717、伯3906?!蹲謱殹烦珜дZ言文字大眾化,且同《干祿字書》一樣,提倡文字的規(guī)范化。因此,敦煌寫經書法中異體字很少,恐怕受這種倡導有關,當然,這也受經卷便于誦讀的實用性影響有關。
(二)寫經書法的藝術估價
敦煌部分寫經書法體現(xiàn)了唐代書法較高水平。初唐人寫《妙法蓮華經》卷一《序品》后半、《方便品》前半被書法界權威人士稱為“筆法骨肉得中,意態(tài)飛動,足以抗顏、歐、褚,在鳴沙遺墨中實推上品。”⑧而諸如此類的寫經上乘之作,實在不少。唐代書法界,推重名家,對寫經書法視而不見。北宋徽宗時,御府能收藏唐經生手寫卷子,已表明對其書法水平的稱許。而針對御府收藏品所作評論的《宣和書譜》亦能不以人論書,比較客觀地評述寫經書法的水平。如此書卷5記載道:“楊庭,不知何許人也,為時經生。作字得楷法之妙,長壽間(公元692~694年),一時為流輩稱許。……唐至經生輩自成一律,其間固有超絕者,便為名書,如庭書,是亦是可觀者?!蓖瑫?0稱:“有唐三百年,書者特盛,雖至經生輩,其落筆亦自可觀?!鼻迦隋X泳《履園叢話?收藏》中說:“有唐一代墨跡,告身而外,惟佛經尚有一二,大半皆出于衲子道流,昔人謂之經生書,其有瘦勁者近歐、褚,有豐腴者近顏、徐,筆筆端嚴,筆筆敷暢,自頭至尾,無一懈筆,此宋人所斷斷不能鬃及。唐代至今千余年,雖至經生書,亦足寶貴?!痹饕詠恚耖g流傳的一些唐代寫經都被視為出自唐書家名流之手,如《西升經》被視為是褚遂良的作品,《靈飛經》被稱為鐘紹京所書,而凌本《道德經》上卷被誤認為是徐浩所書,而實際上這些都出自唐代名不見經傳的經生之手。⑨這種誤會恰好表明,有些經生書法確實存在著與名家相抗衡的高超水平。
唐寫經大多是字字珠璣、篇篇玉璋的精心構思之作。以無名氏書《大乘入楞伽經》(見本期8-25頁)為例,行與行之間,都有清晰的烏絲欄(這也是寫經的共同形制),抄經在烏絲欄之內,整體上干凈利落,十分可愛,而每一個字的布篇也多在“四方塊”之內,這都是唐寫經書法齊整劃一的重要表現(xiàn)。但細觀每一個字,都在四方塊中極富變化,特別是突出橫劃、捺劃等主筆,在字形中間部位的橫劃,多破鋒直入,類同尖刀,收筆時稍事停頓,即作回鋒,給人以迅疾、暢快之感。當然,這樣單刀直入的筆法也是抄經速度上的要求所致。
唐代寫經書法與魏晉時代風格不同,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唐時已經筆畫大體勻稱,雖然捺筆、橫筆也時常顯出魏晉隸味,但末筆不是一味放縱,從而也就沒有魏晉寫經那種視覺上的失重感而形成的夸張美,拿唐寫經與晉時所抄《三國志?吳志》相比較,這一點便會不言自明。還應注意的是,嚴正的寫經書中有一些連帶自如的牽絲,這不僅說明抄經者的熟練,亦使“端嚴”之中增添了幾分流動。
當然,我們也不能無視這種現(xiàn)象,即,敦煌寫經卷子中并不見得件件都是精品,相反,有些倒是十分的粗糙,有些楷書的基本功也是十分欠缺。如斯719《佛名經》比之其他抄經,書法水平要遠遠地落后幾個檔次,類似情況還很多。胡適先生認為,象這樣??辈痪ù致淖髌?,“大概都由于不識字的學童、小和尚的依樣涂鴉,或者由于不識字的婦女施主雇傭商業(yè)化的寫經人潦草塞責,校勘工夫是不會用到這兩類寫經上的?!雹猱斎唬词乖俅致某浺膊粫遣蛔R字的人所抄,練習書法時間短促、或者對“施主”應付塞責也都可能產生不佳的抄經。而其中更多的情況是,民間的佛信徒拿不出錢雇人抄經,有可能自己動手抄寫,這種沒有經過訓練的抄經顯得有些粗疏也在所難免,而經過重重把關的政府抄經當然不會出現(xiàn)類似的情況。
(三)寫經書法與庶民書法之比較
我們曾把非官方的寫經行為稱為民間寫經,但是此處的民間是指有過熟練功夫的抄寫階層,與大多數(shù)人沒有經過筆墨訓練的庶民階層并不一致。從敦煌莫高窟供養(yǎng)人題記,從一些契約、籍帳、文書、墓志等這些來自于非專業(yè)“書法”隊伍中的庶民書法中,我們可以看出,經生書法和庶民書法是截然兩途的。
敦煌莫高窟107窟中,有一條唐代女供養(yǎng)人的墨書題記,上寫“□釋迦牟尼佛六驅愿舍賤從良,及女善和一心供養(yǎng)。”從結體看,風格寬扁不一,疏密不同,而筆畫之間亦顯得零散,沒有渾然一體,略顯拙陋。再如1964年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出土唐代的《索善奴租田契》,密密麻麻,用筆隨意便捷,沒有矯飾,僅能看清而已。這兩類作品出自沒有經過特別訓練的平民之手,其用筆的熟練程度上、結體的掌握上、對美的把握上,當然無法與寫經的書法水平相提并論。
還有一類庶民書法,是以行書的面目出現(xiàn)的,如金祖同所輯《流沙遺珍》中所收的咸亨二年《買練收據(jù)》,雖只有四行,但其左揖右讓、上下呼應之勢確實可以給人以動態(tài)的美感,中間一長線貫通到底,其“屋漏”之趣躍然紙上,更增添了全篇的靈動與活潑。庶民書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事造作,無法度森嚴之后形成的一種“規(guī)范”化。如果說寫經書法體現(xiàn)的是一種成熟與完美的話,那民間契約、籍帳書法所體現(xiàn)的是一種技法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的清新。庶民書法所表現(xiàn)的清閑與自然,這也許是“古代人民在生產實踐中對于自然美的獨特的發(fā)現(xiàn),源于中華民族特殊審美心理的長期積淀。他們無須為書法的絕對完美而大傷腦筋,因而也就沒有刻厲矯飾的痕跡,那里面表露的多是清閑與活潑,沒有拘謹甚至看不到太多的技巧”。毋庸置疑,寫經書法的成熟美與民間書法的清新美的差異,關鍵是由于不同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所引起的。寫經的目的是為了流傳與誦讀,因而抄經時必然以規(guī)范、齊整為目標,同時要知道,人們正是靠一筆一劃的認真、恭敬的抄經來表達對佛的皈依;而庶民書法毋須以畢恭畢敬的心態(tài)去對待,只要交待清楚,信筆寫來。當然,在實用的基礎上,庶民書法也是講究美觀的,如從出自庶民之手的唐人墓志可窺其大概,這時候,經生書法與庶民書法有頗為相似的一面,但如果拿成熟、圓滿、規(guī)范的標準來衡量,庶民書法便會立即從寫經書法分離出來。
文化影響藝術,而藝術又是文化的體現(xiàn)。從唐寫經書法的齊整、規(guī)范,我們體會到佛教通過寫經積累功德的目的,體會到佛教對于藝術的約定,離開了這些文化的考察談寫經書法的優(yōu)劣,評判其藝術水平的高低,是沒有意義的。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注釋:
①《唐六典》卷八。
②引自劉半農《敦煌掇英》,收入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第十五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③陳寅恪《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匯編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④《唐會要》卷49《雜錄中》。
⑤《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
⑥韓國磐《卜天壽〈論語鄭氏注〉寫本和唐代的書法》,見《隋唐五代史論集》,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
⑦米芾《海岳名言》。
⑧啟功《唐人寫經殘卷跋》,收入《啟功叢稿》,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
⑨《啟功叢稿?劉墉跋唐人寫經》。
⑩胡適《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收入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王鏞、李淼編撰《中國古代磚文》,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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