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所說的“尺牘”與古代并不完全同義。在古代，人們只是通過尺牘傳遞信息，交流思想，更多的是出于實用目的，而非今日之書法所為。所以從心理感受上受“法”的程式約束不多，能較多地反映出書寫者心靈的自由狀態(tài)。正是因為這種書信體的創(chuàng)作格式的自由，使人們在毫無拘束的書寫過程中盡情宣泄內(nèi)心情感，書法“技”層面的“小道”意識完全湮沒于生動的性靈揮灑過程中，所以可以說“尺牘，是研究中國古人生活方式、行為習慣、審美情調(diào)、藝術(shù)修養(yǎng)以及書法藝術(shù)的一個重要媒介。”（胡傳海）

王羲之《平安帖》原帖    

臨王羲之尺牘    

以王羲之尺牘筆意創(chuàng)作

    目前作為書法創(chuàng)作樣式的“尺牘”經(jīng)過一個逐漸發(fā)展的過程，其輝煌時期在魏晉，代表書家當推王羲之。

    王羲之（307——365），字逸少，瑯琊（今山東臨沂）人，東晉書法家。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nèi)史，世稱“王右軍”。他是中國書法發(fā)展史上一位劃時代的人物，其功莫大，被后人尊為“書圣”。王羲之在楷書、行書、草書等方面均有創(chuàng)造性貢獻，行書代表作有《蘭亭序》和一些尺牘作品如《快雪時晴帖》、《喪亂帖》、《孔侍中帖》、《平安三帖》、《行穰帖》、《初月帖》、《得示帖》、《二謝帖》等。

    從書法藝術(shù)角度上看，王羲之尺牘和他的《蘭亭序》以及唐僧懷仁的《集王圣教序》相比較，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聯(lián)系的一面主要是諸多字法的相似。區(qū)別之處主要來自以下幾點。

    其一，整體格調(diào)，即意境的表達（章法意識起到明顯的作用）。通過兩方面來實現(xiàn)——外在客觀的變化萬千的形象和內(nèi)在情緒的自然流露。懷仁《集王圣教序》細處看來每個字都無可挑剔，但從整體來看卻不很自然（這也是集字原因所致），而《喪亂》、《奉橘》、《頻有哀禍》之類并非每個字都很美，但“因其體勢之自然”，“盡萬物之情狀”，“與天地之化相肖”（王虛舟），從而在章法上透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魏晉風韻。這主要也是由尺牘書法本身特點（私秘行為、信筆揮灑）所決定。當然，也正是因為尺牘這些特點和本身的尺幅的小，所以如果與后世大幅作品在章法上的有意識安排（有審美合理性）相比較，王羲之尺牘章法在有些地方還是顯得過于平整，“他們（‘二王’）雖然在字距之間的布白安排上是無與倫比的，在每行之內(nèi)的大小分布，各種態(tài)勢的組合，各種黑白之間的關(guān)系，的確都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但行與行之間則大多數(shù)是較為整齊地排列著的，即使有一些黑線的滲透，也多屬偶然。” （王繼安）

    其二，行氣的巧妙處理。王羲之的行氣處理方式很明顯地表現(xiàn)出悠然自得、飄逸典雅的狀態(tài)，在字字連接時常采取筆斷意連的方式，線條在流走過程中并沒有出奇的大起大落，即提按起伏不大，呈現(xiàn)著“漸變式”，而不是“突變式”。王羲之尺牘在單字和一行之中都非常善于處理“斷”與“連”的關(guān)系，在單字中他常常“變斷為連”，即把互相分離的筆畫連接起來。或明或暗，“明”即用有形的牽絲或游絲把筆畫與筆畫相互連接；“暗”即靠無形的筆勢使筆畫與筆畫互相呼應(yīng)。在這兩種連接方法中，王羲之更多地使用“暗連”，少用“明連”。而在一行之中亦善于運用“形接”手法使其“貫氣”。所謂“形接”即上字與下字之間用牽絲相連，王字尺牘中多為兩字相連，很少超過四字。而且連而后斷，斷而后連，交替出現(xiàn)，正如后世書論家所說：“晉人行草，不多引鋒，前行則后必斷，前斷則后可引，一字數(shù)斷者有之。后世狂草，渾身纏以絲牽，或連篇數(shù)字不絕者，謂之精練可耳，不成雅道也。”（趙宧光《寒山帚談》）

    其三，用筆與結(jié)構(gòu)出神莫測的變化。在用筆上王羲之尺牘作品有四個特點。一是變方為圓，求其彈性。二是變長為短，王羲之常把一些較長的筆畫（如橫、豎、撇、捺）變?yōu)?ldquo;點”，求其簡化，從而達到便捷流利的效果。三是變直為曲，有效地防止長直畫在行氣脈絡(luò)上的“打截”，既而增加了字的靈動。四是變同為異，即相同的點畫或單字通過曲直、長短、方圓、藏露、大小等變化法則使其顯得豐富多采。在結(jié)構(gòu)上也有四個特點。一是追求多變。王羲之在《筆勢論》中說：“若作一紙書，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二是盡顯姿態(tài)。這是王羲之很有別于其他書家的一個顯著地方，即隨字造形，盡顯其態(tài)——小則小，大則大，甚至采用夸張手法，使大小走向兩極，形成鮮明對比。三是講究錯落。有兩種情況，一是本身固有的錯落，這種情況就因勢造形；二是相對均等平行，這種情況往往采取適當?shù)纳炜s收放，打破均衡，人為地造成參差錯落，給人以活潑生動的感覺。四是欹側(cè)生姿。這是王羲之尺牘中表現(xiàn)得最典型、最充分的一個特點，也是對后世行書在結(jié)構(gòu)上以深遠影響的一個表現(xiàn)技法。其宗旨是險中求穩(wěn)、動中求靜，從而達到“奇宕瀟灑，時出新致，以奇為正，不主故常”（董其昌《畫禪室隨筆》）的最高境界。當然這些特點在兩序中也許時有表現(xiàn)，但遠沒有其尺牘作品更加鮮活、生動。

    正是由于這些過硬的獨具特色的技法作支撐，加上魏晉人灑脫的人生態(tài)度和追求自然的藝術(shù)觀，使王羲之尺牘千百年來影響著一代代書法的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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