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壯游詩卷》是明初宋克（1327～1387年）雜體草書的代表作，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明中葉書家商輅在卷后作了形象的評論，稱其“鞭駕鐘王，驅(qū)挺顏柳，瑩凈若洗，勁力若削，春蚓縈前，秋蛇綰后。遠(yuǎn)視之，勢欲飛動，即其近，忽不知運筆之有神，而妙不可測也。”商輅此論，雖未直接對此卷作具體評識，卻指出其“瑩凈”、“勁力”、“勢欲飛動”的特征。在此卷中，可以看到其點畫勁健光潔、氣勢連綿，既有狂草之豪放，又在豪放中增加許多“節(jié)奏點”——以章草之波磔增加作品高古生辣的意味，增強了草書的表現(xiàn)力。這種創(chuàng)作方法在宋克為友人徐彥明作草書《唐宋詩卷》中已見端倪，《杜甫壯游詩卷》在《唐宋詩卷》的基礎(chǔ)上增加了懷素的連綿體勢和康里子山的奇崛剛毅，強化了字形之變化，使轉(zhuǎn)更為迅疾，點畫更為利落。用筆上把章草筆法更為自然地糅進狂草中，在“縱勢”中的草法間入“橫勢”的隸法而了無痕跡，更顯雄渾之氣。翁方綱稱其小楷“承元人之雋逸，變宋人之雄奇”，其草書亦顯此特征。于右任跋此卷稱“合章今狂而一之，”又云：“以仲溫之天才，決非《月儀》、《豹奴》等帖所能拘束，而欲創(chuàng)為大草，則不得不求材于今狂，此《壯游詩》寫法這所由來也。故此種草，謂之為古今草書中之混合體則可，如謂為章草，則誤矣！”于氏所謂“古今草書中之混合體”，表明此卷在草書創(chuàng)作上的大膽嘗試，以今草、狂草與章草相融，跳出元人草書樊籬，成為元末明初草書創(chuàng)新之集大成之作。解縉評宋克草書如“鵬搏九萬，須仗扶搖”，從此卷確可見此氣度。
　　歷史上，今草是在章草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新興的楷法而形成的草書，它在繼承章草的基礎(chǔ)上，加強了筆畫間的呼應(yīng)，如張懷瓘所描述：“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并把帶有隸意的章草的挑勢捺筆完全去掉，這是草書在形體和用筆方面的一大變革，在這種變革中，王廙、王洽、王羲之、王獻之等都有著重要的貢獻，如虞世南所云：“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拾眾美，會茲簡易，制成今體，乃窮旨奧?！痹诮癫莼A(chǔ)上形成的狂草以唐人張旭、懷素最著，其特點是筆勢勾連回繞，大小參差，變化豐富，連綿不斷。宋克草書師法二王、王廙，并得力于旭、素之狂草，加之他在章草上的非凡功力，熔于一爐，形成了有創(chuàng)造性的雜體，表現(xiàn)出章、今、狂三草之特征。

    書家在創(chuàng)作中，有意將各種書體進行糅合，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雜體”。“雜體”有兩種情況，一是字與字之“雜”，一是行與行或者段與段之“雜”。宋克的“雜體”，兩種情況都有，如其《定武蘭亭八跋》多為后者，但在宋克的書法中，更多的是草書中字與字之“雜”，其草書“雜體”是對章草、今草和狂草的筆法加以融合形成的書體。王世貞曾批評這種創(chuàng)造“波險太過，筋矩溢出，遂成佻卞”，此論或正指出宋克形成的靈動中表現(xiàn)“隸意”、險勁中突出“揖讓”的草書特征，責(zé)之為“佻卞”，實乃不能認(rèn)識此體所處之時代特征，宋克草書中的取妍尚姿，乃元以來的時代使然。他在雜體草書中強化波磔，與元代以來的趙孟頫書風(fēng)拉開距離，這正體現(xiàn)了其在草書上借古開今的戛戛獨造。

    在宋克的草書創(chuàng)作中，“雜體”意識體現(xiàn)在許多作品中。如《停云館法帖》卷十所錄宋克書《鐘繇王羲之二小傳》風(fēng)格介于《唐宋詩卷》和《杜甫壯游詩卷》之間，在《唐宋詩卷》的今草中糅合了更多的章草筆法，顯清峻之氣，既有今草連綿不斷的運筆，也時見章草的波挑筆意，但明顯不如《杜甫壯游詩卷》磅礴的氣勢。宋克草書《公讌詩》、《七言絕句》、《進學(xué)解卷》等，也以瘦勁的筆勢對草書進行融合，表現(xiàn)出豪邁淳雅的風(fēng)格，但都不如《杜甫壯游詩卷》的雜體創(chuàng)作風(fēng)格那么強烈和鮮明。

    宋克的“雜體”對明初中期書家多有影響，但都未能有所超越。此后的書家創(chuàng)作中也常常有“雜體”意識，并多與篆書有關(guān)。如趙宧光在篆書中夾入行書,傅山在行草中雜入篆書,八大在楷書中雜入篆書,鄭板橋則更是楷行篆隸相雜等，這些“雜體”的創(chuàng)作與宋克明顯不同，更多的是碑學(xué)興起后對古意的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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