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在南京郊外出土的東晉《王興之夫婦墓志》(圖1)、《王丹虎墓志》(圖2)、(王閩之墓志》圖3)，三墓主分別為王羲之的叔父王彬的子(興之)、女(丹虎)、孫(閩之)。據(jù)墓志載，前者興之卒于咸康六年(329)、其婦宋和之卒于永和四年(348)，因志文同刻于一石，故墓志書刻時間當在永和四年；中者墓主王丹虎卒于升平三年(359)；后者王閩之卒于升平二年(358)。是三志撰寫書刻的時間大致前后相差十一年左右。

    三志的書體字跡及書寫風格極為相似，據(jù)此可以判斷，書者當同出一人之手筆(但書者不一定是刻者)。郭沫若在《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zhèn)巍?《文物》1965年第6期)中論及《王興之夫婦墓志》時，有一段饒有興味的議論。他先是大膽推測此志或即為王興之堂兄王羲之撰文書刻，(王羲之卒于升平五年(361)，故其時尚在世。)隨后又否定了這一推測。認為墓志書寫的作者應是興之的胞兄弟，當于王彭之、彪之、翹之三人中求之。理由是，《王興之墓志》文稱王彬為“先考”而不書名諱，則撰文者當與王彬有父子之關系，與墓主王興之則為兄弟關系，其說確是。但筆者認為這里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這就是墓志的撰文人與書寫者是否為同一人？在郭看來，似乎墓志的撰文與寫刻者為同一人，即他所說的“書寫作者”或“書屬墓志者”(郭語)。筆者以為郭氏的文書同人說法不能成立，因為撰寫這三件志文的作者本來就不是一人。

    按，《王丹虎墓志》文有“晉故散騎常侍、特進衛(wèi)將軍、尚書郎左仆射、都亭肅侯、瑯邪臨沂王彬之長女王丹虎……葬于白石，在王彬墓右……”這樣一段記述文字，《王閩之墓志》也有相似記述“故尚書左仆射、特進衛(wèi)將軍王彬之孫……”。從語詞和語氣來看，此丹虎、閩之二志與《王興之夫婦墓志》已截然不同:文中并無反映撰者與墓主有親緣關系的語詞，也無諸如“君”、“先考”之類的稱謂。非但如此，行文中還多次出現(xiàn)了王丹虎之父、閩之祖父“王彬”名諱。當時士族家族避諱極為森嚴，若為直系親屬，當不可能不避諱。故可以推定，王丹虎之父、閩之二志文的撰者與王彬家無直系親屬之身份關系。王彬子孫三志《王興之夫婦墓志》《王丹虎墓志》、《王閩之墓志》的書體字跡及書寫風格極為近似，據(jù)此以判斷，三志的書者必同出自于一人之手。

    那么既然撰三志之文非一人所為，但書跡卻出自一人手筆，這會是一種怎樣的情況呢？為此筆者試作如下推測：這三件墓志的書者很可能應該是同一個人，故彼此書跡酷似，但撰文卻不是一人，即撰者不等于書者。撰《王興之夫婦墓志》文者應為興之的三人兄弟中某一人，如郭氏所考。而撰《王丹虎墓志》、《王閩之墓志》文者則與王彬家族關系較疏,或者乃是與瑯邪王氏亦無關親之人。因此，筆者的結論是，參與撰、書(不考括鐫刻)三志者有三人：撰文人A(撰王興之墓志文)、撰文人B(撰丹虎王閩之墓志文)、書碑人C(書寫三志)。

    作為這一話題的延伸思考，筆者在此作進一步推測:在當時，墓志的撰文和寫刻之事，由作者的地位階層職業(yè)等的不同，分工明確，彼此不互代兼為。觀當時墓磚字體，大多與此三志類似，故不難想像此類多為當時專司書刻磚志之職人所為。因此，郭氏所說的“書寫作者”、“書屬墓志”這種集撰、書、刻三事于一人的情況大概不太可能。至于推想王羲之可能書墓志之事大約也根本不會不存在。從這層基意義講，三墓志的書體書風可以說反映了當時刻寫階層(工匠)的書寫習慣或趣好，但卻不可謂當時撰寫墓志文階層者的書法審美取向亦同于此。這也揭示出書法史中某些具體問題的復雜性。另外，從書體書風史角度來看，究明這一問題意義亦不小。例如，在蘭亭真?zhèn)无q論時，有些學者喜動輒拿出兩晉土碑志實物資料，力證彼時書體書風應當如何如何，卻不顧書碑職人與書家因職業(yè)與地位的不同而產(chǎn)生書跡書風上的差異。觀此討論，或能有所啟發(fā)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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