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非草書》是東漢靈帝時辭賦家趙壹所作的一篇賦文，歷來對其褒貶不一，要真正的理解《非草書》還應該從他所處時代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趙壹本人的性情和處世的態(tài)度，將其還原到應有的歷史背景之中去，才能理解他當時寫這篇賦的真正的動機和目的。

關鍵詞：草書  鴻都門學  社會背景  文化背景  書寫材料

    對于《非草書》，我們一般認為它是最早論及書法的對草書進行非議的一篇賦文，文中對草書產(chǎn)生的淵源作了客觀的、理性的分析，對當時的習草之風之盛也作了生動形象的描述，并對這一流行時風予以了尖銳的批評，闡述了他對草書的認識和持有的態(tài)度。對后來的書法理論的形成與發(fā)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后世對此篇的評價褒貶不一，以非議居多，或認為趙壹缺乏書法藝術的素養(yǎng)，根本不理解草書，更不應該對草書橫加指責；或認為他是切實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者，否定了藝術的種種功用；或以是篇的生動描述為據(jù)，而作為書法藝術自覺化的重要標志……。我認為要真正理解《非草書》，就必須了解他所處時代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趙壹本人的性情和處世的態(tài)度，將其還原到應有的歷史背景之中去，才能理解他當時寫這篇賦的真正的動機和目的。此外，該文給予我們的一些信息，也是我們應該挖掘和做整體考察的。
社會政治背景與《非草書》

（一）

    漢王朝吸取了秦滅亡的教訓，極力主張“反秦之弊，與民休息”的“文治”政策。國家發(fā)展的重點是放在經(jīng)濟和文化上。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字的普及和文化的繁榮。秦以前，文字的主宰多是一些達官貴人與皇親國戚們的專利，普通的老百姓是享受不到文化教育的權利的，文字對于他們來說是十分神秘的而又難以琢磨的東西。秦代雖然對六國文字予以了統(tǒng)一，對文字的發(fā)展與傳播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焚書坑儒”對于文字與文化的傳播所造成的災難，以及對后世文化人所造成的一種對文化恐懼性的心理是難以抹去的。漢皇帝的“文治”為文化和文字的重新繁榮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加以漢皇帝對吏民的文化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據(jù)《漢書·藝文志》記載，“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文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對選吏和吏民上書書寫的嚴厲要求，使得人們在文字書寫的規(guī)范上和書寫的準確上必須是使用的當時的正體——隸書。

    漢武帝還設立學官五經(jīng)十四博士，誦講今文經(jīng)典。由于這種經(jīng)典是供官辦太學講授所用，文字內容的莊重性和嚴肅性更要求書寫必須精確、規(guī)范。

    這種對于文字和書寫的態(tài)度與風尚，無疑與后來時人競以張芝、崔度為尚，爭習草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趙壹認為草書“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草書的產(chǎn)生只是“蓋秦之末，刑峻網(wǎng)密，官書煩冗，戰(zhàn)攻并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旨。”從草書的產(chǎn)生上看，既不是倉頡、史籀所造的具有深刻的文字學意義的圣人之書，也不是可以用來書之于典冊經(jīng)籍、施之于國政的實用性的書體。對于文字之用，儒學之士是十分講究文字的淵源關系的，這既是對于先賢創(chuàng)用文字的一種敬畏與崇拜，又是儒家思想對于文化及文字的發(fā)展講究尋根探源的一種固有的學術態(tài)度。可以說這是趙壹之所以“非草”，認為“草”無益于政，也無益于“小學”的一種純植根于注重淵源關系的“崇古反今”和“書之為用”的思想根源。

（二）

    “黨錮之禍”與“鴻都門學”是促使趙壹“非草”的直接動因。
    漢靈帝對“鴻都門學”的設置，從表面上看是招引善為文賦的太學生，實質上是靈帝為招攬自己的政治勢力，在樂松、賈護等這么一批親信陪侍其左右，而為朝廷方面培植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鴻都門學正是在他們的具體操持下設置的。在招攬的過程中，是由靈帝的親許，而在宦官的操縱下所出現(xiàn)的一種事與愿違的、有違朝廷正常人事選拔的所謂的文藝人才的一種征選。
    盡管靈帝置“鴻都門學”的初衷是在于對文藝人才的擢升與選拔，由于曹節(jié)、王甫等宦官及鴻都門待制諸生如樂松、賈護等人的直接參與與利用，演變成為一種與太學、清流人士等相對立的、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政治斗爭的工具。
    鴻都門生大多出身于寒門，原本沒有什么權力基礎,更談不上什么政治遠見和治國方略，僅憑一技之長步入朝廷,很難獨自發(fā)揮政治作用，因而他們一味地諂媚于靈帝，依從靈帝的意愿,甚至與宦官團伙同流合污，嚴重地敗壞了朝廷政治，傾壓、迫害“指責宦官當權”的清流名士和太學士，干預、危害著國家的正常發(fā)展。從“黨錮之禍”一直延續(xù)到黃巾起義，宦官當權，對政治的殘暴踐踏和干預最終導致了漢王朝的覆滅。
    在此期間，針對鴻都門學帶來的種種弊端，不少的正義之士，面臨著被逐放和殺戮的危險，曾多次上書，與宦官集團作了尖銳的斗爭。其中如：光祿大夫楊賜、議郎蔡邕、尚書令陽球等人,借著各種災異的出現(xiàn),或提出嚴厲的批評，或提出合理的建議，表達了他們各自的觀點。
    在趙壹的《非草書》中雖然沒有明確地提出爭對鴻都門學的言辭，但在其正處于尖銳的集團政治斗爭面前，對于草書的非議和對習草者嚴厲的指責，無疑也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因而，在官職不大（靈帝光和元年，僅為上計吏），敢于直言和豪放不羈的趙壹身上，這自然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在是篇中，趙壹以其精辟的分析和嚴密的論證，對于趨附于權貴與時尚的習草者予以了尖銳的批判。如果脫離了趙壹所處時代的政治背景，可以說這是一篇賦文是完全針對于習草時風的，但對敢于直刺時弊，負有遠大抱負的趙壹來說，去作一篇完全不帶有政治色彩是“閑文野賦”是不太說得過去的。我們可以從他的《窮鳥賦》、《解擯》和《刺世疾邪賦》等賦文中窺見其憤世嫉俗的耿直性情和胸懷大志的遠大抱負。
    《非草書》一文中雖然沒有直刺鴻都門學，但文中所隱然所指的與敗壞朝風的所謂的“辭賦書畫”是直接相關聯(lián)的。這一點，我們在趙壹行文的風格上可見一斑。
    在與鴻都門學等宦官集團的斗爭中，清流名士上書的觀點在對于“辭賦、書畫為小道”上，其文辭都有著驚人的相似。
    蔡邕在《上封事陳政要七事》中認為“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士于白虎，通經(jīng)釋義，其事優(yōu)大，文武之道，所從宜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志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在《對詔問災異八事》中說“則上方技巧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宜且息心，以示憂懼。”[1]
    靈帝的老師楊賜也上書說：“……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詞作賦，以蟲篆小技見寵于時，……”[2]
    尚書令陽球更是直言尖銳，他說：“案松、覽等皆出于微蔑，斗肖小人，依憑世戚，附托權豪，俯眉承睫，徼進明時?；颢I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化圣明。愿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3]
    這些文辭的相近顯然不是偶然的。在同一社會背景下，他們在政治立場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只是《非草書》一文更為隱含一點而已，沒有把矛頭明確地指向鴻都門學，這與當時嚴酷的“黨錮之禍”政治渦流緊密相關，也與趙壹身份和地位的低下是有直接關聯(lián)的。能在這種緊張的政治風暴中，直刺時弊，表現(xiàn)出了趙壹耿直、凜然的正氣和非凡的筆墨駕馭能力。完全可以說，《非草書》一文是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的，而且行文中的描述也是具有漢賦顯著的夸張性的特點的。這也是我們?yōu)?ldquo;習草之風盛行”、“書法自覺的標志”等現(xiàn)象的論據(jù)引用時，至少是應該予以慎重考慮的。
    在鴻都門對以辭賦書畫為能的人才的招用下，并任以官銜，或為尚書，或為侍中，或為中書令等職，這種不合常理的、有違正?？婆e的人才征用制度，大大地刺激人們對于書畫辭賦專用為務的趨附心理，上行下效，蔚然成風。
    趙壹的《非草書》就是針對那些“專用為務，鉆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shù)丸墨。雖處眾座，不遑談戲展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趨附于朝廷征選的、專走“終南捷徑”那些屑小之徒的。
    在這里，趙壹的批判是具有明確的針對性的，他之所以在肯定了張芝、崔瑗、杜度的同時又嚴厲地批判了學草者的“專用為務”的學草行為。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無論是從藝術的角度，還是從儒家“弘道興世”的思想上，都是具有相當?shù)倪h見卓識的。單從藝術的角度看，那些所謂的趙壹是以“實用的藝術觀”來看待草書以及趙壹非議草書是因為其歷史的局限性，而沒有看到草書對于人們的藝術魅力等等諸多觀念，是忽略了趙壹主要是爭對那些，一沒有學養(yǎng)、二沒有靈性的一味趨炎附勢，亦步亦趨的、充斥著滿腦子的功利思想的習草者而言的，從他提出的“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丑，可強為哉？”到“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這種講究天賦、靈性與博學的藝術觀，表現(xiàn)出來的是心性的自然流露，是博學余暇之后的學力積累的一種體現(xiàn)。他的這種藝術觀的表達是十分清晰和明確的。僅這點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藝術空前繁榮與發(fā)展的今天，都有著重要的進步意義和借鑒意義。
文化背景與《非草書》
    后漢人崇尚儒學。在以道德和學問為雙重基礎的儒學定位下，學問與技能都被二分為高低、貴賤、大小，技能被斥為小道，一直由來已久。
    《論語·子張》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技能性的，被認為是小道，認為是淺顯、鄙俗，價值有限而不值得看重的一種。所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所表白的就是這種“重大道，輕小術”的典型的儒家文化意識。
    在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統(tǒng)一下，漢代人的學習主要限于儒家經(jīng)術。“黜罷百家，獨尊儒術”，經(jīng)術作為官方一種公開的思想，是朝廷用以取仕的重要依據(jù)，在社會中占據(jù)著十分煊赫的位置，士人趨之若騖，為學篤甚。當然，在經(jīng)術之外，還是允許別有所習的。只不過是有所節(jié)制的，是不能背離儒學之大要的。其他的術道只能是作為輔政的一種手段，其功能也無法游離出“政”這一核心。諸如天文、歷數(shù)、陰陽占候、醫(yī)術卜噬等。
    后漢的這種“重儒術、輕藝道”的思想是十分普遍而公開的。
    《后漢書·竇融傳》載：竇融上疏曰：“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jīng)藝，不得令其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
    王充稱巧習、技能諸事為“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4]
    仲長統(tǒng)在《昌言》中輕蔑地說：“故知天道而無人事者，是巫醫(yī)卜祝之伍，下愚不恥之民也。”
    針對草書風氣熾盛這一現(xiàn)象，趙壹的看法是承緒傳統(tǒng)的儒家觀點的，士大夫的使命在于精通圣人經(jīng)典，“窮則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這才是士大夫的大業(yè)。對草書的癡迷無疑是與儒家重經(jīng)、興世弘道思想相叛離的，只是一種世俗之人所追求的雕蟲小技而已。
    這應該是趙壹所處時代的大的社會、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世人所習的草書，也只是“技藝之末”，是無益于“治”的俗學小道。是與現(xiàn)實的、重大的政治功用相背離的，是不值得人們朝夕操持、用精致力的。“齊國治天下”，經(jīng)術之于政治、功業(yè)是士人應該去且值得花畢生之精力去學習的。于此，趙壹認為“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虱，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于蟣虱，乃不暇焉。”
    針對這種因小失大、務內闕外、不務正業(yè)的肖小之道，充其量只能是政事之余的業(yè)余消遣，而不應該成為士大夫之族成就功業(yè)的障礙，不應該在他們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公開地占據(jù)地位。明經(jīng)善政、匡國平治是士大夫的第一要務，而是否符合經(jīng)術，是否有益于政道成為判定一切事物的尊卑、大小、高下的唯一標準。
    在現(xiàn)實的社會面前，對那些通過辭賦書畫這條終南捷徑入仕的，根本不具備明經(jīng)善政之才，相反只會搬弄是非、殘害忠良，卻位居廟堂之上的屑小之徒，趙壹是嗤之以鼻、深惡痛絕之的；同樣，對那些企圖通過此捷徑而在勞神費思、竭智盡慮的人們也給予了當頭棒喝，曉之以大義，明之以要理，在國家衰微、漢室傾頹的危急存亡之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是一個文化人必須肩負的，“家事”、“國事”，孰輕孰重，不辯自明。
草書的民俗化因素
    從文字的普及和文化的傳播上看，書體的使用一直是依附于文字的功用的而貫穿于文字的發(fā)展和演化的。文字的廣泛使用促成了書體的分化與演進，可以說正是基于“文字之為用”的這種文字本身與生俱來的民俗基因，推動了書法藝術的形成。
    書體演化的最為劇烈和徹底的時期正是趙壹所處的這一特殊時期，書法正以一種藝術的形式從早期的交織發(fā)展，逐漸從日常的書寫應用當中剝離開來，并一直與文字的書寫相互補充、相互約束而交相發(fā)展。這使得書法的藝術性表現(xiàn)因其獨特的藝術表現(xiàn)力，在純藝術的理論思想指導下得以提升，而文字的書寫應用也因其功用的不同融入了不同的、或多或少的藝術因素，并從中獲得穩(wěn)定的藝術審美元素，從而達到雅俗共賞，但又不失去其實用性的社會功用。二者完全是一種共生的聯(lián)合體，一方面，文字的藝術性是與生俱來的，在長期的演化與應用中，由于文字的民俗因素和中華民族延綿不絕的、強大的民族生命力，以及華夏民族天生的一雙審美的眼睛，賦予了文字超強的藝術生命力和豐富的藝術表現(xiàn)力。這種藝術性在文字的發(fā)展、演變過程中，通過不斷的承續(xù)與積淀，升華、發(fā)散而形成異彩紛呈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對于浩瀚如煙的古人書寫遺跡，我們很難通過它所蘊涵的藝術表現(xiàn)來界定它到底是屬于藝術創(chuàng)作，還是實用書寫。
    另一方面，從書寫到書法藝術的表現(xiàn)，都具有一種與其他文化藝術特殊的、堅韌的親和力。從藝術創(chuàng)作的觀念上來看，創(chuàng)作與實用性的書寫相互揉雜、生發(fā)，反映出書法藝術的獨特的、廣泛的、復雜的文化因素。這也是為什么中外學者一直認同“書法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的核心”的根源之所在。
    從趙壹的《非草書》中考察，從草書的技巧的復雜化到對名人草書的仰慕與摹習，雖然有漢賦的夸張成份在，但從“匆匆不暇草書”與“今反遲而難”“其扶拄挃，詰屈乙”正是書法從實用性走向藝術化的一個顯著時期。這種漢文字本身所具有的較強的普及性和親和力的民俗性基因，是漢文字所獨有的并賴以持續(xù)發(fā)展，呈現(xiàn)出豐富多彩的藝術特質的生命本原。

    其中書寫材料改變是催生作為藝術形式的草書又一重要因素。

    從秦八書到漢六書，從甲骨文到金文、籀文，再到小篆、隸書，書體的演變無不與書寫（或類書寫）的材料和文字的功用密切相關。書寫工具與書寫材料，加上文字的民俗基因，決定了文字的表現(xiàn)具有豐富的可塑性與延展性。在以實用性為基調的文字演化過程中，從書寫到識記整體上始終是貫穿著由繁到簡、由難到易的發(fā)展規(guī)律的。其中，書寫材料的更替與廣泛的介入直接影響著、推進著書體的嬗變。

    從戰(zhàn)國末期到西漢末期簡牘縑帛作為主要的書寫材料催生出字體扁寬、書寫便捷的隸書書體的產(chǎn)生。形扁，在單行書寫的簡牘上，因簡與簡之間形成自然的間隔，故既醒目又容量大，滿足了較大量的文字書寫要求，又能達到閱讀者清楚易識的目的。

    碑刻作為書寫媒介的引入，使得以單行主要表現(xiàn)形式的簡牘式的書寫一下變得開闊起來，(這里我們還可以從西漢到東漢早期簡牘式的碑刻向東漢)行與行的聯(lián)系給書法藝術的表現(xiàn)提供了新的形式。盡管我們看到的所有碑刻的銘石書體還只是局限在隸書上，但隸書（銘石書體）的字距大、行距小的行與行的痛癢相關(包括行間字與字的收放、穿插、揖讓等技巧的運用)便足以說明了大的書寫空間給書寫整體所帶來的刺激與思考。這也是草書得以滋生和發(fā)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如果說碑刻作為一種整體空間形式，激發(fā)了書寫者對書寫章法的探索。那么題壁書法的盛行與紙張的產(chǎn)生，則是草書得以發(fā)展并與實用性的書寫逐步分離的催化劑。題壁書法的目的十分明確——展示藝術個性與藝術魅力，(關于題壁書法，可以參閱侯開嘉先生的《書法史新論》一書)從師宜官、陳遵等人的題壁行為和影響來看，題壁書似乎已深入人心，有著極大的群眾基礎。況且這種大塊面的題壁書寫，其最適宜表現(xiàn)的書體就草書。

    草書從產(chǎn)生與發(fā)展，其最初只是作為快捷書寫的，運用于下層官吏的一種便捷的書寫形體，到逐步的演化成為藝術技巧豐富細膩，表現(xiàn)形式復雜多變，最能體現(xiàn)書家書寫情趣和書寫情感的一種書體，這可能是趙壹怎么也沒有想到的。

     藝術之與政治，書法作為藝術的特殊形式的一種，由于其天生的與實用書寫共生式的交互影響，又因為其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因政治的功用性的干預使得書法藝術在其發(fā)展過程中無論是字體和書體，甚至書法的審美取向等影響應該是十分巨大的。在我們藝術發(fā)展相對自由的今天，書法藝術應該說與實用性的書寫也早已呈相離之勢，書法藝術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可喜局面，書法藝術的學科化、科學化也勢必會促進書法藝術健康、穩(wěn)定的向前發(fā)展。當然這正是我們大家所共同企盼的。

     注釋：
    [1]《后漢書·蔡邕傳》
    [2]《后漢書·楊賜傳》
    [3]《后漢書·酷吏列傳》
    [4]王充《論衡·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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