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書學的重新審視》是金丹博士的一個研究課題。作為清代碑學代表人物之一的包世臣，學術界已經(jīng)形成一個共識，在海內(nèi)外發(fā)表有一定數(shù)量的研究論文和專著。他在閱讀了包世臣的原著、清人零散的論述和今人的論著后，提出了一些個人觀點，并對當代學者給予包世臣的評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力圖全面、客觀地對包世臣及其書學作出重新評價，以期引起學術界對包世臣個案研究向縱深發(fā)展，也希望拋開帖學、碑學之爭的成見以歷史的角度對一個書家作出價值判斷，同時對清代碑學的歷史價值提出重新評價的可能性。

    該文從清代學術思潮入手，闡述了清代的復古思潮、金石學、西學東漸等因素對清代碑學中興的影響。從經(jīng)世致用的角度總結了包世臣的學術思想，對其詩、詞、文、賦、書、農(nóng)、禮、刑、兵等著述和思想作了簡要勾勒。以科舉考試為主線，對包世臣一生十多次考試，僅有一次中恩科舉人、一次大挑任新喻知縣旋又彈劾的事實，說明包世臣從對仕途的無限向往到晚年壯志已惰的變化，勾畫出他的心路歷程。從鄧石如的實踐和阮元的理論等方面，說明包世臣書學思想的淵源，特別是包世臣“篆分遺意”等一系列重要觀點來自阮元。從《歷下筆譚》和《國朝書品》論其書法批評觀，并指出《國朝書品》實為推重鄧石如，同時對其中不合理的因素作了具體的論述，特別是討論他崇尚“店柜招牌”所具有的特殊意味。該文在將包世臣書法技法論（執(zhí)筆、運筆、結體、墨法、章法等）進行整理論述的同時，也對其中的錯誤觀點進行批評。對包世臣書學思想作了詳盡的分析和論述，提出包世臣的書學思想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對王羲之和帖學的崇尚在他心中仍然揮之不去，一方面向往改革，倡導北碑，并論證包世臣對帖學概念的異化，提出“包世臣碑學思想的實質是以碑改造帖”的個人觀點。

    包世臣的書法實踐是對其書學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該文對包世臣書法進行分期，目的是將他的書法歷程作一回顧和總結，該文提出四期：1.啟蒙期——懵懵懂懂：學書二十年未能入門。2.摸索期——不得其解：初涉二王，并以唐碑、宋人為師法對象。3.成型期——未得其髓：以北碑為師法對象。4.回歸期——為時已晚：再以二王書風為師法對象，并以碑改造帖。該文認為包世臣的書法實踐是不成功的，同時分析其內(nèi)在不成功的因素，以改變以往人們對包世臣書法的認識。

    對包世臣書法流派的整理是該文的一個興奮點，從何紹基言及“包派”至今，沒有人對包派作過詳細論述，該文從零散的文獻史料中梳理出包派的名單，一個具體的包派逐漸清晰地浮現(xiàn)出來，提出包派的形成是一種區(qū)域文化現(xiàn)象，而這個區(qū)域正是以揚州為中心的。包派中人直接學習包世臣的書法，以亂真為榮，并津津樂道，這是導致他們書法失敗的直接原因，包世臣對包派中人的書法觀也有誤導之嫌，并指出區(qū)域文化所具有的局限性和一定的保守性。

    包世臣同時代的晚清及稍后的民國對包世臣的認識，有著重要的歷史學術價值，為我們保存和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研究資料和學術觀點，但這些都是在清代碑學思潮和碑學思潮延續(xù)下的認識，不可避免地具有時代的局限，我們離開包世臣的時代已有兩個世紀，學術界對清代學術史有了進一步的研究，整個社會科學研究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對于清代碑學也應當作出深入研究，客觀地討論它在書法史上的得失，而包世臣是清代碑學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人物，對包世臣書學的深入研究顯得尤為必要，只有對包世臣的認識準確，才能對清代碑學的認識有準確而完整的把握。

    金丹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在清代書史書論的剔抉鉤沉上，在此文之前，他已對清代碑學的提倡者之一阮元進行了系統(tǒng)的個案研究，并發(fā)表有多篇論文，從而為此后的碑派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金丹：南京藝術學院博士、副教授）

包世臣書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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