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彥墓志》立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年）十一月，志石 62厘米見方，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

    《元彥墓志》是晚清出土的元氏墓志代表。用筆法度嚴謹，筆畫瘦硬，書風尤顯精整峻朗。結體斜向緊結，起收筆和撇捺畫行筆中劍拔弩張的態(tài)勢漸消，然而動態(tài)感極為明顯，展現奔放之勢。從整件拓片來看，字形排列整齊，可謂動靜相宜。取法時避免過于齊整劃一的習氣，揚長避短。從此志可以看出，書寫者的自身個性化逐漸顯露出來，刻工的作用進一步弱化。到了唐碑，這種差異達到極致，以個人命名的歐體、顏體、柳體就是最好的證明。自北魏直至隋朝大一統（589年），墓志書風存在同步變化。國家從分裂走向統一，墓志由自由走向規(guī)范。斜畫緊結之勢逐漸變成寬博散逸的面貌，技法漸至成熟，書寫筆意漸濃。較前期而言，少了幾分匠氣，多了幾分典雅和規(guī)范，因而更具情味。隋碑成為魏碑的“終結者”。因為王朝存在時間很短，所以也只是“過渡形式”。唐碑才是真正的頂峰。唐代墓志是歷朝數量最多的。唐以后的墓志，藝術風采逐漸黯淡。

    魏晉墓志作為一種特殊的載體形式，在自身演進的過程中，因為書體、刻工、民族融合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不斷發(fā)生變化。概括地講，即個性和共性兩種趨勢。“個性趨勢”就是某一種墓志所具有的特點，因為時空變化中始終存在很多偶然性因素。“共性趨勢”就是所有墓志具備的特點，包括點畫形狀、起收筆形態(tài)，結體特征等。越是接近“共性”，墓志本身的個性越平庸，反之，則個性越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墓志的演化就如同人的進化。所謂進化即是群類延續(xù)多代的遺傳變化過程。按照進化的觀點，一方面有遺傳基因的作用，必須無條件地接受，打上了上一輩的烙印，另一方面存在“變異”，不斷擺脫限制，實現“新一代”全新自由。書法起源如同生物起源一般，留給后人的只能是猜想和推斷。之所以成為最難以下定義的藝術實踐活動，本身形成具有非單一的成因。社會發(fā)展使得交流愈加頻繁，相互間的借鑒讓本已復雜的局面變得更加復雜。但不管如何，書法雖然從自身的“局變”階段中走出來，但始終處于書法史“進化”的大局之內，本質不變。這正是書法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

    魏晉墓志遺存很多，包羅萬象，上承秦漢，雜含篆隸，隸楷漸變，下啟隋唐。加上政權的更迭，風俗變異，“一志一格，一石一品”。整理系列墓志，可以看出漸變的過程以及相互間微妙的關系。書法是一個有機整體，外在形式存在一定的規(guī)范。對于這種規(guī)范的理解是相對的。書家在取法借鑒時，必須以個人體驗和熟練技巧賦予形式以生命，以個人內心充實外形，才能進入真正的藝術境界，有入古出新之意。不同的墓志帶給人不同的體驗，切忌出現“千志一面”的情況。說白了，形式是死的，書寫是活的。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做到三點：一是打好基礎，注重技法錘煉；二是把握分寸，某些筆畫不能表現過頭；三是根據個人特點加以發(fā)揮，做到寓自由于規(guī)范，在規(guī)范中尋找自由。當書家有了明確的自我中心，可以取舍和判斷，人的意識能夠不斷超越現實限制，就有機會發(fā)現自身靈性的存在，并朝著靈性的方向行進，尋找、追求、到達一種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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