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雅集是兩晉風流、崇尚清談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形式。盛世有雅集、詩酒興會，西晉的“金谷詩會”即為典型；奔散喪亂之際也有文人聚會，中原陸沉、晉室南渡時的“新亭詩會”即是，其他文人間的雅聚談玄更是頻繁。三月三日，在水邊舉行祓禊儀式以洗濯祓除宿垢是中國一個古老的風俗，是邀集親朋相聚的盛會，永和九年暮春三月的蘭亭雅集就是借祓禊這樣一個風俗活動舉行的。如今，隨著蘭亭雅集背景資料的不斷被發(fā)掘，我們越來越體會到，在當時這樣一個國運不濟、內(nèi)憂外患的時期里所舉行的文人雅集，似乎不僅僅是一次尋常、簡單的詩酒興會，其間一定蘊含著更多耐人尋味的文化內(nèi)涵。

    首先，當時文人的雅集顯示的是東晉文人追求精神解放、自由的一種風尚。東晉文人崇尚老莊，追求“乘云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遙境界，他們喜歡在自然山水的擁抱中，與同好暢訴衷腸，在欣賞山水的過程中，使自己身在朝堂的束縛得以解放，心歸山林而得到精神上的解脫。據(jù)《晉書王羲之傳》的記載，自公元351年王羲之擔任會稽內(nèi)史直至他棄官隱居的五年中，他與文人摯友在會稽蘭亭的雅集幾乎年年都有，參加者有許玄度、支遁、謝安等，他們在一起談佛論道，以享受短暫脫離塵囂的釋然心境。其中，永和九年暮春三月的雅集規(guī)模最大，參加者最眾。據(jù)桑世昌《蘭亭考》記載，這次雅集有文人、武士共42人參加，包括王羲之、其子、族子、屬官、轄官、朋友、同僚等，雅集為文化史留下了兩項重要的成果，即為世人傳詠的37首蘭亭詩和書文并茂、被后人尊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蘭亭序》是這次雅集的靈魂，前半部分記載了雅集的現(xiàn)實場景，是文人怡情山水，追求自然、自由、曠達和美好的精神生活和審美觀的表露。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江南的暮春三月本是多雨的季節(jié)，而文中“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美好秋姿卻移嫁到了暮春三月，這是否也隱含著王羲之對美好事時的主觀向往。

    其次，蘭亭雅集是東晉文人以一種親近自然的輕松方式，完成了一次精神和思想上的交流，從而返觀人生。王羲之在充分享受大自然給人帶來的愉悅之后，在《蘭亭序》的后半部分轉(zhuǎn)而抒發(fā)了對人生的感悟和對生死的感悟，這一部分情緒的突然轉(zhuǎn)移曾經(jīng)被學者拿去證明《蘭亭序》非王羲之親作的依據(jù)，這顯然是不妥的。在東晉，王羲之是反對清談的代表，對死的“痛哉”、對“一死生，齊彭觴”的“悲夫”完全是王羲之面對是時文人悲慘境遇的內(nèi)心吶喊，人生“俯仰一世”的短暫對于魏晉文人來說體會是最深切的，他們雖然表面上放浪形骸，但對國事的擔憂和痛楚卻是深埋于心的，空有滿腔熱情和抱負而無法實現(xiàn)。因而良辰美景、短暫喜悅后，王羲之所產(chǎn)生的悲切則更為深刻。

    再則，永和九年的蘭亭雅集更是體現(xiàn)了中國士人心憂天下的政治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當時正是東晉內(nèi)部將相不和、桓溫與殷浩二人為北伐之事矛盾加劇之時，夾在矛盾中間的王羲之認為當時的東晉“自寇亂以來，處內(nèi)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北伐的一次次失敗，造成無辜生靈的涂炭，因而他借祓禊請來了桓、殷雙方的相關人士，其中有桓溫之子、殷浩的屬官、前方的將士，當然更少不了當朝的名士，以“和”為目的，并希望雙方能觀照生命的短暫和珍貴，從而放棄無準備的北伐。王羲之作為雅集的策劃人，充分抓住了與會者須臾歡暢的機會表達了他的“和”的思想，在他的蘭亭詩文中不斷地出現(xiàn)“和氣載柔”、“異世同流”、“乃攜齊契”的詩句，在《蘭亭序》中也以“惠風和暢”為喻義，他希望時人能認識到“死生亦大矣”、“一生死為虛誕”、“齊彭觴為妄作”的道理，也希望后人能有此同感，這正是中國士人使命感和責任感的體現(xiàn)。

    最后，值得我們書法人自豪的是，蘭亭雅集之所以能成為一種雅文化方式傳承至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王羲之《蘭亭序》書法作品的核心價值?！短m亭序》書法以“韻”為表現(xiàn)，以“和”為精髓，被冠以“天下第一行書”，為歷代帝王所重，世代文人寶之，其筆墨的精妙、字態(tài)的雋雅、意境的沖和，成為中國傳統(tǒng)審美的一種標準，是中國書法中尚韻的至高境界，因而對于它的研究是全方位的，歷史上一次次掀起對《蘭亭序》的研究高潮，無論是關于真?zhèn)芜€是藝術價值，都會加深學界對《蘭亭序》相關背景和資料的研究深度，這種研究的傳承從未在中國歷史上被割斷過，蘭亭雅集的方式成為中國歷代文人交流思想、交換知識的最理想的方式；蘭亭雅集成果的價值成為中國文化活動中最值得珍視的一部分；蘭亭雅集的精神成為中國文人追求自由、追求和諧、追求品質(zhì)的最典型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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