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對陳封雄經(jīng)周振甫請托書寫“陳寅恪先生之墓”之事婉言謝絕，理由是自己不善書法，況且平常書寫信札之類的字體，屬“帖體”而非“碑體”，并不適于題刻上石。這是錢先生在這里表達的主要觀點。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觀點，他從反正兩個方面予以論證。反方，是他對清代書法理論家阮元與當代學者郭沫若關(guān)于書法的“碑”、“帖”之論提出質(zhì)疑；正方，是他舉出明代書法家董其昌寫小字與寫大字時具有不同風格的事實。最后歸結(jié)為一點：“帖體”適于寫小字，“碑體”適于寫大字；即便將“帖體”照原樣放大，也終究缺乏“碑體”的氣勢。

    “南”、“北”之爭、“碑”、“帖”之論是清代書法理論史上一個著名的話題。阮元（字伯元，謚文達）于清嘉慶年間寫出《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等文，對中國書法風格的“南北”之分進行了系統(tǒng)的論述，認為北派之書主要用于碑版與榜書，故而保持了篆隸之法，以遒勁見長；而南派之書源于尺牘、手札之類的刻帖，字全變?yōu)檎?、行、草書，風格流為姿媚。言下之意以北碑為上，南帖為下。阮元之后，包世臣、康有為等也進一步尊碑抑帖，重北輕南，從而在清代掀起了一場“碑學熱”。所不同的是，康有為時期南朝碑刻出土遠較阮元時期為多，故而康氏論書不言南北而分碑帖，又于碑中分朝論之，重在南北朝時期的碑刻而鄙薄唐以后的碑刻。錢鍾書先生這里的觀點似與康有為有相通之處，認為“南朝碑版結(jié)體方正與北碑不異”，書法風格的分野在于碑帖而不在于南北。

    錢先生信中所提“郭沫若見南碑遂謂世傳右軍蘭亭序非晉宋書體”一事，則涉及20世紀60年代中期一場著名的學術(shù)爭訟。1965年在南京郊外出土兩通東晉墓志銘，引起郭沫若的注意。當年6月，郭沫若在《光明日報》發(fā)表《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zhèn)巍芬晃?，從新出土王謝墓字跡及《蘭亭序》與《世說新語》注引的《臨河序》文字不同，懷疑連書法帶文章都既非王羲之所作，也非王羲之所書，而是王羲之后人的偽作。此說一出，反響極大。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高二適寫出《〈蘭亭序〉真?zhèn)务g議》一文，對郭文指名道姓進行批評。文章寫好后，接到投稿的報社礙于郭沫若的名望，不敢發(fā)表。后經(jīng)章士釗將高文送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說了句著名的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睆亩趯W界引發(fā)一場關(guān)于《蘭亭序》真?zhèn)蔚拇鬆幷?。錢先生這里認為，郭沫若從出土南碑字體而引發(fā)對《蘭亭序》的否定，實際上是忽視了“碑”與“帖”在字體上存在差異的事實，因而與以南北界定“碑”、“帖”風格的阮元“各墮一邊”，都有失公允。

    在舉出阮元和郭沫若的偏頗之處之后，錢先生又以董其昌（字玄宰）在不同的書寫場合選擇不同的字體風格作為佐證。董氏稱得上宋元明以來“帖學”派最后的大師，其書風一貫妍秀姿媚，空靈剔透。但在有些場合，他又寫得一手沉郁雄渾的顏字，如傳世《三世誥命卷》即是。錢先生所謂“董玄宰書之秀媚而大字輒作顏平原體”，或許正是指此。

    因此在錢先生看來，“帖體”與“碑體”用途不同，風格也不同。二者之間的差異，并不能用簡單的照原樣放大的方式得到彌補，那樣做只能是“終如小婢學大夫人”，貽笑大方而已?！版緦W夫人”一語，亦是從前人書論中化用。如南朝梁袁昂《古今書評》：“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梁武帝蕭衍《古今書人優(yōu)劣評》亦有類似說法。明代祝允明《書述》：“又有張?zhí)祢E者，亦將婢學夫人，咄哉！樵爨廝養(yǎng)，丑惡臭穢，涊淟齒牙，恐異時或得其名失其跡，妄冒誤人?！别堄腥の兜氖?，錢先生這里又加一句“纖足放成腳”，更形象化地比喻小字放大后的不倫不類。

    在區(qū)區(qū)二百字內(nèi)，涉及了如此豐富的書史、書論內(nèi)容，錢鍾書先生之學識淵博，于此可見一斑。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