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與著名書法家張伯英先生是世交。兩歲時，我隨時任北洋政府直隸省印花稅處處長的父親居住天津，家父孫式坡因崇敬蘇東坡而取字慕東，愛詩文、喜書畫、好收藏。時任段祺瑞政府秘書長的張伯英先生，因不滿段祺瑞政府制造了震驚中外的“3.18”慘案，毅然辭去了秘書長職務，在北平教授經(jīng)史古文并以鬻字為生，伯英先生與我父親是表兄弟，關(guān)系甚洽。有時，伯英先生至我家，一住數(shù)日，與家父談詩論字，興致來時還乘興作書，許是耳濡目染的緣故，幼年的我，便對書法產(chǎn)生了興趣。1995年第4期《中國書法》所刊載的四條屏，即是這時期伯英先生為家父孫慕東所書。

    八歲時，在徐州老家，父親請了謝子惠先生教子女讀私塾。上午背誦四書五經(jīng)，下午學詩詞習書法。每天要寫一幅大字，一幅小字。為讓我寫好字，家父專門請伯英先生寫了幅楷書大中堂，懸掛在學屋中間，供我臨摹。我家收藏伯英先生字甚多，經(jīng)常懸掛。在伯英先生精湛書法的引導下，我與書法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在徐州上中學時，統(tǒng)一街上王大吉藥店的匾額即為伯英先生所書，“王大吉”三字本不易寫好，伯英先生卻寫得剛勁有力，神采飛揚，我上學路過，常駐足觀摹，時至今日，這三字仍歷歷在目。一直到北京輔仁大學求學時，我才有幸向伯英先生當面求教書法。北平徐州同學會要創(chuàng)辦《鄉(xiāng)訊》刊物，朋友們讓我登門請伯英先生題寫刊名，先生在家熱情接待了我，并立即寫好“鄉(xiāng)訊”刊名。從此，我經(jīng)常到先生家，不時地目睹先生書寫匾額、楹聯(lián)，先生隨意揮灑的運筆，以及他熔碑帖于一爐所獨創(chuàng)的“伯英體”，都使我銘記于心。當時，伯英先生所書匾額、楹聯(lián)北平頗多，每次見到，我都是心摹神逐。

    伯英先生書法造詣甚深，先生出身書香門第，秉承家學，祖、父皆善書，先生初習魯公，后遍臨北魏諸碑，取諸所長，其楷書筆力剛勁凝重，字形扁方規(guī)整。啟功先生初見伯英先生為人所書墓志拓本，竟以為是新出土之北魏墓志，足見先生研習北碑功力之深。先生尊碑不卑唐，對帖學精研亦深。先生不僅好“二王”草法，對蘇、黃行書亦甚推崇。先生對東坡“自出新意，不踐古人”之書論，山谷長槍大戟出鋒布勢之書體有所借鑒。先生書法不泥古，不媚今，表現(xiàn)出自己獨特的風格，既具傳統(tǒng)功力，又富創(chuàng)新精神。齊白石贊先生曰：“書作妙如神，前世有所因?？毡壬ィ瑏碚邚秃稳?？”

    近聞在徐州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王昌慶同志傾其所有為先師修建了“張伯英藝術(shù)館”，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我們堅信，隨著藝術(shù)館的建成及相關(guān)研究活動的展開，必將為繁榮彭城書法作出巨大貢獻。

孫方行書寫作為人聯(l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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