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唐代文化傳承于魏晉南北朝，經過魏晉南北朝多元文化的激蕩之后，唐代文化一改前代風貌，顯得氣度恢弘，無論在自身建設還是中外文化交流上均表現(xiàn)出高度的自信心和開放性。在頻繁的中外交往中，唐代文化從思想到內容再到形式都因為受到異域文化的影響而發(fā)生了不同于以往傳統(tǒng)文化形態(tài)的變化。

    書法藝術作為唐代舉足輕重的一種文化藝術形式，也勢必表現(xiàn)出同樣的特征。由于皇帝的愛好與推崇、科舉制度以書取仕、宗教寫經等等因素的影響，唐代書法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興盛，書法語言呈現(xiàn)出極大的豐富性。其豐富性主要表現(xiàn)在：

    一、點、線表現(xiàn)力增強

    早在漢代，著名學者楊雄就提出了書法美學的重要論斷：“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而后的幾百年間，陸陸續(xù)續(xù)也出現(xiàn)了很多關于書法表現(xiàn)力的論斷。但筆墨線條作為精神載體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書法藝術的不斷發(fā)展一次又一次將這一問題擺在人們面前。書法創(chuàng)作是為了達性情，傳遞一種意象之美。這種意象既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相契合，又滲入當下時代和個人的精神因素。而筆墨所表現(xiàn)的精神除了理解成時代特色之外，更重要的是書家性情與修養(yǎng)的反映。筆墨線條作為精神傳遞的載體，首要前提是要成為書家的自然天性，其次才是對社會、時代、歷史的誠實與敏感。這種心智使得筆墨和線條有能力捕捉時代的文化氣息，書寫書家的個性感情。

    從根本意義上講，線條中包含著行而上的“道”，書法不可能脫離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中的這一哲學理念。而隱藏于書法作品之中的“道”則是一種天人同構相應的時間性、空間性中的節(jié)奏與韻律，于揮運之際表征著民族的審美心理和價值取向，透露著書家的文化素質與性情意趣。不可否認，無論從唐代流傳下來的書法作品，還是書法理論，都可以看出唐代是一個書法自覺的時代。而書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越自覺、越投入，筆下的線條就越能真實再現(xiàn)其真實處境中的情緒波動與審美追求。

    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相比，盛唐氣象和魏晉風度可以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文主義思潮。在“魏晉風度”的影響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法呈現(xiàn)出飄逸不羈的特色，這正是人們內心性情的客觀表現(xiàn)。而唐代在離亂之后的長期統(tǒng)一中，需要一種向法度的回歸。具體表現(xiàn)在書法藝術領域，正像今天我們論談最多的“唐人尚法”，唐人期望從散亂淵博的書道之中總結確立起一套合乎藝術規(guī)律的法度。人們渴望盡情揮灑的同時少一些偏頗與敗筆，以此來表達內心向往美好事物的感情律動，這與魏晉書家熱衷于在作品中順其自然的表現(xiàn)自我殊途同歸。唐人對于藝術法度與創(chuàng)作原則的自覺追求使得唐代書法更注重表現(xiàn)性。

    二、點、線的內涵與包容，性擴大

    唐代書法難能可貴的是不僅僅局限于自身的文字和線條形式，還大膽借鑒其他相關藝術領域藝術表現(xiàn)方式。這告訴我們，書法藝術在任何一個時代都不應該是獨立存在的。唐代書法在藝術表現(xiàn)上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兼容并蓄”。這與唐代互融、包含的文化大背景是相一致的。
　　1、書法借文學審美特質抒發(fā)已志。
　　書法的實用功能決定了在所有的藝術門類中與之聯(lián)系最緊密的是文學。文學強大的敘事功能使得文學作品最根本的特點便是內容與形式的一致性。書法有意識的借鑒文學的這個功能，用文學的敘事、抒情性與審美追求來抒發(fā)已志。此時期的書法作品，擁有了完整的情緒體驗過程。顏真卿的《東方畫像贊》書于他與反唐勢力周旋時，暗示他已經洞悉社會上潛藏的危機和君臣倫理關系，作為大唐忠良的自豪感使得這幅作品豪邁正氣；而在動亂爆發(fā)之后，侄子慘死，極端悲憤之中所書的《祭侄文稿》，滿懷對世事的憤懣和對親人的悼念，字里行間，怒氣外泄。

    唐人中能書者眾，而唐代的文學家個個都是書法好手。杜甫楷、隸、行、草無所不工；司空圖行書絕妙：李白書法飄然有仙氣：杜牧作草，氣格雄健等等。如此多的文學家自學地從事書法活動，對書法藝術的繁榮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因為文學家的參與實踐，寫下了大量的感觸和贊譽書法的詩文，從而擴大了書法的影響，如李白的《王右軍》詩，韓愈的《送高閑上人賦》。更有一些文學大師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來審視書法創(chuàng)作與欣賞，利用詩文闡述自己的書法藝術見解，如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這為書法的定位起到了很好的導向作用。

    2、書法與繪畫互相滲透。

    線條是中國書法的起點，也是中國畫的起點。兩者都以線條為主要手段，而線條本身不僅簡單明快，而且有很強的造型能力。兩者都以線條打破團塊，使之虛實相生。中國書法和中國畫的“同源、同器、同技、同質”的合拍性從起源到以后的溝通發(fā)展中從來沒有淡出過，到了唐代更是趨向于融會貫通。

    一方面二者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互相取長補短。以吳道子為例，他的畫取法張旭草書線條，作品的線條變幻莫測。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談到吳道子的用筆時說：“筆才一二，像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边@與書法中的“筆斷意連”不謀而合。其用筆早年差細，中年遒勁。而他的書法作品融入畫意，使得章法靈動，神韻高雅，感情強烈而真摯，極大的提高了書法線條的表現(xiàn)力。

    另一方面，兩者同樣基于空間意識，化空間為時間，讓線的藝術在時間的延續(xù)中展開。憑借虛實、開合、明暗、收入等對比的節(jié)奏表現(xiàn)陰陽、剛柔、動靜變化。書法的點線和國畫的塊面相互輝映，可以形成強烈的藝術沖力和生動的立體感。

    3、書法從音樂、舞蹈中求動感。

    書法從音樂、舞蹈中汲取流動性與韻律感，獲得跳動的思維。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中這樣寫道：“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羧缈呆嗌渚湃章?，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其意氣風發(fā)之態(tài)得到多少人的青睞，張旭就從中取其神態(tài)、節(jié)奏、韻律，運用到筆法中，從此書藝大進，成全了他草圣的大名。在氣息的流動交融中，一切界限消失了，只留下對美的共同感悟。在精神層次上，藝術門類之間是相通的。

    此時期的書論中也有很多關于書法與音樂、舞蹈的論述與記載，如：
　　虞世南《筆髓論·釋草》：“草如舞袖揮拂而縈紆”。
　　虞世南《筆髓論·契妙》：“假筆轉心，同鼓瑟綸音，妙響隨意而生”。
　　張懷罐《六體書論》：“若鐘、張為枝，二王為華葉，美則美矣，如彼桃李，戛兮鏗兮，合于宮徵”。

    由此不難得出一個結論：評論文字多與“舞”、“動”聯(lián)系在一起?！拔琛钡纳鷻C讓人體會到了“動”的存在?？梢院敛豢鋸埖貙ū茸觥凹埳系奈璧浮?，舞的節(jié)奏賦予書法一種動態(tài)的美。這種意趣追求使得人們從中能夠發(fā)現(xiàn)和感悟到書法的真精神，借助“舞”的形式來傳達“氣韻”，借助“節(jié)奏”來傳達“生氣”，從而將書法藝術一同歸入到形神合一、動靜合一、時空合一的超越境界，極大調動了漢字的多重功能和華夏民族的深層文化心理。如果說旋律、節(jié)奏、聲音是音樂的三大基本要素與基本情感的話，那么書法藝術不僅以其運動的線條軌跡傳達了節(jié)奏與旋律，更以其形式上的多重呼應構成了一幅多聲部的和聲與靈動的舞蹈場面。而正是因為唐代的文化精神，她們才可以做到如此奇妙的結合。一個時代的文化是一個統(tǒng)一體，研究這個文化領域內的任何文化現(xiàn)象都不應該同其余的文化現(xiàn)象割裂開來。唐代書法藝術的興盛也是與這一時期的各個藝術門類息息相關的。在開放和諧的大文化背景下，書法藝術與其他相關藝術相互交融，藝術表現(xiàn)力空前增強，藝術包容性空前擴大，這是唐代書法取得偉大成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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