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石如的篆刻是從徽派入手的。晚明至清初的徽州地區(qū)印人是一個強勢群體，對周邊的輻射力持久而廣泛。在鄧石如三十六歲到四十一歲的作品中，還可以找到摹習何震、梁袠的例子?！罢鄯架百膺z所思”、“聊浮游以逍遙”（圖1）兩印即是。顯然，此期鄧氏進一步夯實了對徽宗圓勁婉轉(zhuǎn)一路朱文的把握能力，同時又融入了“以書入印”的因素，遂表現(xiàn)出更多的自然率真情性。

    “淫讀古文甘聞異言”（圖2）、“意與古會”（圖3）、“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圖4）是這一時期有代表的創(chuàng)作，可以視為鄧氏一生的基本風格?！耙庇∫孕∽靼孜模穷H為大膽的突破，不甘落入前人“朱文用秦、白文用漢”的陳規(guī)。此印在布局上并無突出的匠意安排，流露明確的自然主義傾向，給人以一氣呵成的氣勢。在刀法方面，此期作品則開始走出徽派印人講求筆畫勻整、工致的習尚，以較為自由的運刀手法表現(xiàn)線條，走刀如筆、轉(zhuǎn)運輕淺的特點已經(jīng)形成。從這一點上看，鄧石如刀法的“寫意”性格也已經(jīng)十分鮮明。

    “意與古會”與“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在章法上頗有特色。前者三密一疏，構(gòu)圖自有空靈之處；后者以對角虛實相互交叉，讀來饒有起伏，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堪稱絕勝之作。

    更為自由率性一路朱文風格，大約在他中年所作“陶然有余歡”（圖5）、“寫真石貌尋常人”等印作中達到極致，刀法也益加自然暢達，因而刀筆之下別具風格。吳熙載承接衣缽，將之推向若無其事的境地，完成了鄧派刀法的構(gòu)建。他四十六歲到五十五歲前后遺存的作品較多，其中刻予羅聘者為一大宗。此外尚有“一日之跡”、“十分紅處便成灰”（圖6）、“疁城一日長”（圖7）等，都是鄧氏的經(jīng)典作品。這些作品風格上較之前一階段又有變化，即由相對穩(wěn)健走向靈活灑脫，更加注重書寫的意態(tài)，可以說幾乎完全是以書為印，鄧氏個性的特色十分強烈。

    鄧石如的篆書自成一家，與其隸書同被包世臣尊為“國朝第一”，且于各體篆書均能得心應手，因而印作在篆書變化上也是我自為法，不蹈故常。除了圓勁的小篆為主體外，方正的繆篆風格也偶見佳作，如“雷輪”、“承學堂”、“春涯”（圖8）等，具有正而不板，渾厚端莊仍不失生動的氣息。是其篆書技巧嫻熟的妙處。

    鄧石如的邊款，主要是源于歙派一脈的影響，雙刀沖刻的方法與程邃比較合拍。從書體來看，鄧氏雖以行書為主，但篆、隸、草、楷各體皆備，這在同時代印家中亦不多見。但鄧氏的鐫刻技法又有很大的突變性，不少行書邊款似以刀尖近于垂直地“寫出”，鄧石如自稱此為“刺字”，顯得古拙凝重而稍少起伏。多樣的字體與并不穩(wěn)定的技法，也說明了鄧氏喜于探索，隨心所至、不拘成法的獨行客性格，這在明清篆刻家中也是十分突出的。

    鄧氏一生篆刻數(shù)量并不太多，作品的形式和技法變動較大，水準的高下頗有落差。鄧石如一生主要以書法作為自己面向社會的藝術(shù)展示方式，在當時的地位也遠高于他的篆刻。這是影響他的創(chuàng)作數(shù)量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則是他的“任俠”的性格因素，促使他對世風重技巧、重經(jīng)營產(chǎn)生頑強的反叛。走出“印從書出”的新路，高揚“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的藝術(shù)審美觀念，是他獨立性格的結(jié)果。經(jīng)過歷史的沉淀，鄧石如作為篆刻史上開宗立派人物的歷史地位，越來越清楚地凸現(xiàn)在人們面前。作品所表達的審美理想與技法語言決定了這一地位，而不在于數(shù)量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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