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就搜集資料而言，三年以來，除了立足南京的圖書館之外，龍春兄多次奔波于揚州、山東、蘇州、安徽、河南、北京等地，個中甘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從本書的參考文獻看，僅清初文獻就涉及百余部，尤其是清人別集與金石學著作中的一些材料，都由他第一次加以使用。白謙慎先生在該書序言中已從史料學的角度充分闡述其價值，這是對龍春兄三年來苦心搜集史料的最好肯定。而龍春兄能在南京藝術學院首開藝術史料學這門研究生課程，除了他過人的能力外，也與這幾年南北奔走的經(jīng)驗有關。

    書法專業(yè)的研究生經(jīng)常為論文選題而犯愁，許多人認為書法史上的大名頭幾乎已研究殆盡，從王羲之到康有為，有名的書家背后都有一個或一批學者在研究，而二、三流的書家大家似又不愿染指。在一般人眼里，鄭簠在書法史上不能躋身一流名家之列，但龍春兄通過研究，將這位在清初名噪一時、當時即有“圣人”之譽的大書家完整地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除了鄭簠本人的論述之外，本書還涉及到明末清初的訪碑、藏碑風氣，書家與金石學者的關系，碑刻研究中萌生的審美觀念，清初隸書流派等種種相關問題。書法史不僅僅是名家書法史，更應該是真實的歷史。如果有這樣一個認識，我們的論文選題面會寬廣很多。

    龍春兄善于在個案研究中傾注理論關懷，雖然鄭簠身上所集中的素材無法與明末清初的董其昌、王鐸等人相提并論，但他卻能螺絲殼中做道場。《鄭簠研究》并沒有止步于對書家生平及交游的繁復考證上，從封面的介紹文字就可看出他始終有著宏觀的理論思考。他提出：“在清初享有盛名的鄭簠在乾嘉時期遭到猛烈批評，雖然同樣學碑，同樣求‘古’，早期碑學與后期碑學卻有很大不同。這個差異是什么？為什么會發(fā)生？”歷史上生前身后評價有歧異的書家很多，但鄭簠無疑最具典型性。抓住這一要害，龍春兄不僅更為細致地描述了清代碑學發(fā)展的脈絡，也借此回應了書法史上“古”這一重要的審美觀念。

    從事學術研究，在確定選題、搜集資料之后，往往會碰到如何寫作、如何敘述的問題。雖然大學也會開設論文寫作之類的課程，但大多難以應對具體的個案研究。而《鄭簠研究》正是一本頗具實用價值的寫作范本。大到篇章結構與觀點闡發(fā)，小至注釋文字、圖版說明，處處體現(xiàn)了作者嚴謹、規(guī)范的態(tài)度。細心的讀者如能在閱讀正文之余，留意一下本書的腳注，對史料來源的發(fā)掘和注釋的統(tǒng)一規(guī)范方面，相信會有更大的收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書所附錄的《鄭簠活動年表》和《鄭簠作品簡表》，對于研究書家經(jīng)歷、交游，判定書家風格演變、作品流通、作品真?zhèn)蔚葐栴}有著重要的參考作用，貌似瑣碎，實關大局。對于今后的研究者或相關課題的研究者而言，也具有索引之功與啟發(fā)意義。以《鄭簠作品簡表》為例，龍春兄搜集到鄭簠傳世作品百余件，這些作品，各大博物館收藏的書法目錄中只有一小部分，大量的作品是龍春通過搜集國內外的私人藏品、機構藏品、拍賣會拍品、清代刻本圖書、清代石刻所獲得的。這些對于從事明清書法史的學者而言，都不乏借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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