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家往往定有潤例，雖時尚變遷，現今明潤例者反倒不多。然在民國時期，似乎為普遍。一般書于紙上，而篆刻家之印例則或見于刻石。

      潤例亦稱潤格，一般書畫家常請名家定格書寫，不啻金字招牌一塊，自是對名家效應的重視。而名家為人書寫潤格或與題寫店招之類等視，卻也不能隨意草率，傳之后世，名人手跡，亦為藏家所珍。

      也有自定自書潤例者，篆刻家之石刻潤例更以自刻者居多。尚率者有之，精工者亦有之，尤以篆刻名家精心刻制的潤例為貴，蓋名家刻印雖足可珍，自有相當數量或可求得，而名家石刻印例，難能有幾方，又多為自用，不作售者，卻教藏家何處覓之？
 

      海上著名書畫收藏、鑒賞家陸公平恕正衡先生，藏有吾師安持夫子陳巨來先生石刻印例二方，且形制之精美，刻工之醇雅，恐難有相匹者。吾與陸公交往甚頻，曾數度展撫于掌上，承陸公美意，竟允拓數份，先師遺珍，情所系之，幸之何也。今年二月十五日先師逝世十周年，三月十九日又為先師九十誕辰，爰以此印例為引，略記數語，作為對恩師的祭奠與懷念。
陳巨來（一九零五——一九八四），浙江平湖人，其篆刻十七歲發(fā)蒙于陶錫若秀才，十八歲即拜其父親的福建同事趙叔孺為師，遂奏刀不止，經六十春秋，刻印竟逾三萬方，所作精能閑雅、圓勁醇厚、雍容而秀逸、工穩(wěn)而巧麗，可謂肌膚神清、珠圓玉潤，將工致傳統(tǒng)一路印風推向了一個新的巔峰，尤以圓朱印而稱雄一代。誠如臺灣現賢、著名篆刻家和印學大師王北岳所論：“大體而論，昌老（吳昌碩）以拙厚蒼茫勝，是近一代寫意一派的宗師。叔老（趙叔儒）以典雅淵穆見長，是以傳統(tǒng)的發(fā)揚與庚續(xù)為主。這一派自有妙造，陳巨來先生便是趙老門下‘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佼佼者。他的細朱文和薄印，在三四十年代曾享譽一時。”趙叔儒特許其“圓朱文為近代第一”，一時名聲鵲起，京、滬、皖、浙、粵、蜀等博物館、圖書館相繼委刻圓朱文考藏印，近代書畫名家若張大千、溥心畬、吳湖帆、沈尹默、徐悲鴻等以及張學良、章士釗、吳梅等名流亦先后囑刻名姓、收藏印及書畫閑章等，乃至積件紛集，遂即訂定潤例。
 

      從一方印例上考之，為“庚辰三月重定”，則始訂潤例當在此（一九四零年初春）之前，時巨來年尚不過三十五歲，卻已邁上了通向一代藝術大師的第一個階梯。

      “藝術即人”，藝術是人的心性、素養(yǎng)和品操的自然流露，真實無偽，不可他欺，不類在現實生活的舞臺上或經化妝，略掩原貌。
 

      吾隨先師于其逝世前一年，但僅這一年的相處，我對先師的了解和感覺，就是這種人品和藝品的高度統(tǒng)一。
 

      先生為人清雅，乃清末大詞人況蕙風之婿，又自能詩善文，《安持精舍印話》一篇，文簡意賅、開論精當，是為印學園地中的一朵奇葩。所交皆名人雅士，施蟄存先生稱“其為貞介絕俗之士”。

      先師為人率更，治印“人所有，不必有，人所無，不必無”。（《安持精舍印話》）一任天真，在生活中，嬉笑怒罵，不掩于色，獨具性情。

      然而，在世風不正之時，率更往往會罹至災劫，先師一生，數度遷謫，幾經浩難，而卻“夷然自若，默而不忤”。對此，這二方印例刻石，恰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左右）先師膺難于時，有門人王亦岑常往顧而受托留存原拓印稿等物。后王生亦自顛倒于世，不能自顧，遂將印譜等陸續(xù)售于陸平恕先生，其中便有此二方印例。以后王亦岑與陸公互結書畫之誼，庶幾，卻又不知歸向，以致音訊斷絕。
 

      待得先師放歸，一日躑躅于舊文物商場，恰遇陸公，陸公與先師交之亦厚，對其述及前事，誠以原物歸之，先師卻甚坦然，笑答還是仍請陸工為之保存的好。

      誰知，事過未幾，“文革”旋風又起，陸公亦未免災，家中所藏搜抄一空，待得天宇澄清，先師印譜一疊竟已石沉大海，不可復得，二方印例幸得收歸，只是庚辰一方當時被“紅衛(wèi)兵”踩在地下，踏上一個腳印而挫傷了額角，赫然挫痕，卻記下了這么一段顛倒的歷史。

      幸好，除此之外，其他卻完好如初。丙戌（一九四六年）一方刻有二面，一為一九四六年五月所定，一為一九四六年秋季再定，潤例在短短半年之內加價一倍，不知是由于借件盈滿名聲更璨，還是由于物價飛漲，貨幣貶值之故，從石下之印，注明“以關金計算”，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二面確齊，是為先師之號。

      至于刻石所書之隸書，諸公只需參讀“曹全”、“張遷”、“史晨”等漢隸碑刻即能體會其文字之精美，自不必贅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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