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為已故書畫大師出版全集已然成為一種風尚，一些地方政府紛紛把為本地已故書畫大師出版全集列為“文化工程”，慷慨解囊，興師動眾，以襄盛舉。這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從已經(jīng)問世的全集看，似乎問題也不少，一個頗遭非議的問題是，讀者從一些全集中發(fā)現(xiàn)了不少贗品。好事者甚至把贗品掛到網(wǎng)上“示眾”。

    偶然出現(xiàn)失誤，或許情有可原，但是，當一些顯而易見的贗品堂而皇之地在政府部門出資或者資助、權威部門編撰、權威出版社出版的大師全集中現(xiàn)身時，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驚愕和深思了。正巧，前幾日一位在一家權威的書畫出版社任編輯的朋友來寒舍做客，兩人興之所至閑聊，聊到他們出版社正在著手為一位眾所周知的20世紀書畫泰斗出版全集，他對這部全集出版后的經(jīng)濟效益非常樂觀：一是當?shù)卣呀?jīng)列入“文化工程”，可以撥一筆不菲的專項資金；二是出版社準備入編一批民間收藏者收藏的這位泰斗的藏品，條件是全集出版后有藏品入編的藏家必須購買至少兩套全集（每套定價至少數(shù)千元）；三是憑著這位泰斗的名望，從正常發(fā)行渠道銷掉一批應該沒有問題。有了這三條，出版這樣一套全集，對出版社而言無疑是從天上掉下一塊“肥肉”。

    為了全集的“全”，從民間渠道廣泛征集作品，應該說無可厚非。但是，我們也毋庸諱言，現(xiàn)在“藏家”手上的東西，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在作品質(zhì)量和真?zhèn)螁栴}上很難保證，如果再加上“購買兩套全集”作為交換條件，這種保證就更要打許多折扣。我不知道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版的書畫大師全集受到“贗品”非議，是否由于類似原因，但不能不說這樣做肯定存在隱患。

    近年來，出版各類全集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書畫界更是趨于泛濫。一些年齡和成就并不大的在世書畫家，都紛紛出版年譜、全集，甚至出版?zhèn)饔?。按理說，給已經(jīng)蓋棺論定的書畫大師出版“全集”，似乎無可厚非，但仔細一推敲，問題還是出現(xiàn)了。書畫家和文學家不同，一個作家一輩子的文學作品，數(shù)十萬字也罷，數(shù)百萬字也罷，基本上可以有一個“全”的概念（發(fā)現(xiàn)佚文可以在再版時增補）。而一個書畫家的作品，要全部搜集齊全，或者搜集到了要全部編入“全集”，基本上不可能。一位作家的作品一般不會重復雷同，而書畫家的作品則難以避免會出現(xiàn)重復雷同的情況，比如林散之單在20世紀70年代就寫了數(shù)百幅毛澤東的《詠梅》，出版林散之全集大概不至于把搜集到的《詠梅》統(tǒng)統(tǒng)編入。前幾天一位朋友讓我觀看20世紀80年代林老親手送給他的《論畫》小品，非常精到，回家后網(wǎng)上一查，早在3年前尺幅和內(nèi)容相同相近的《論畫》已經(jīng)在拍賣會拍得熱火朝天，原來林老寫了多幅《論畫》。所以，給書畫大師出版“全集”，只是相對“全”而已，大可不必將民間藏家手中的作品都大包大攬收入其中。當然，如果確實是有代表性的精品真跡，那另當別論。

    不久前《文匯報》發(fā)表了沈棲的《布羅德的“檔案原則”》，談到布羅德沒有遵照卡夫卡的囑咐將其遺稿全部燒毀，相反，他悉數(shù)保存了卡夫卡的全部手稿，還從抽屜中搜羅出所有卡夫卡寫過的文字，一律付梓。昆德拉將卡夫卡自編的短篇小說集與布羅德只字不漏以編年方式出版的《卡夫卡全集》作了比較，認為前者“處處閃爍著藝術家處心積慮的美感訴求”，后者則是“偶像崇拜地抓住作者每一字句的奴性編纂”。昆德拉因此對名家出書提出了“精要原則”（即“必須盡心刪除屬于次要者以保存最精要者”），而竭力反對布羅德式的“檔案原則”，因為它“以數(shù)量上的整體，侵蝕著質(zhì)量與藝術上的完整”。我認為給書畫大師出版“全集”，更應該遵循“精要原則”，而不是“檔案原則”，更不能借出版“全集”之際，以營利為目的，而夾帶私貨。

    為了讓那些令人肅然起敬的書畫大師能夠安息，也為了對廣大讀者負責，在編全集時還是謹慎一些為好，尤其要謹防“夾帶私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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