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斗士孫傳瑗

    遠遠看到省城安慶高高城門樓時，孫傳瑗和他身后的孩子們，個個都發(fā)出了驚喜的叫聲。六七天的長途跋涉，穿過這道城門，就算是到達目的地了。

    老街叫荷仙橋，荷仙橋架在碟子塘上。傳說當年張果老帶著何仙姑，就是在這橋上升天的。窄窄的麻石條路，街道兩旁各色店鋪，一家挨一家。與壽州老城相比，這里的老街，顯得雜亂，也顯得繁華。

    一支長長的隊伍，都是半大孩子，有四十多人吧。只有兩位帶隊的年齡稍大一些，但也大不了多少，頂多六七歲的樣子，甚至還不到。無論是孩子還是大人，都有一個特別，就是腦后少了根辮子，空蕩蕩的，還真不習慣。

    當年安慶是安徽省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沿街店鋪的老板、老板娘都把頭伸了出來，好奇地打量著他們。這幫操著北方侉子腔的孩子們，個個筋疲力盡，似乎戳一指頭就會倒下去。他們到省城干什么來了？

    有好事者攔住孫傳瑗，想向他打聽什么，但軟軟的安慶方言，既快又碎，孫傳瑗努力了半天，仍沒有聽明白。

    但最后他還是明白了，他們看到的城樓，并不是集賢門，而是塹樓，它是安慶城池的頭道防守要塞。抬頭向上，可以看到門洞上方“盤石萬年”樓額。穿過塹樓，走接官廳，走厲壇，走吊橋，走北城口街，這才是安慶城的北門——集賢門。

    孫傳瑗突然有所醒悟，這十來天在自己身上突變的這一切，是不是也如此，需要一步步向前深入，才能達到最后的目的地？

    他實在太累了，從壽州城出來，帶著這幫孩子，已經走了一個多星期了。

    這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晚秋的一個傍晚。

    在壽州，孫傳瑗他們孫氏家族，是聲名遠播的名門望族。六百年前，壽州孫氏始祖孫鑒與孫鎧二公，由山東遷至“東據淮河，西扼淠潁”的壽州城，安居在雙橋鎮(zhèn)一個叫孫廠的村子，傳至第十代，光緒年間，孫氏家族風生水轉，一下子涌出許多在全國都叫得響的人物。其中最出名的有兩位，一位是咸豐己未科一甲一名的孫家鼐，另一位便是同盟會骨干成員的孫毓筠。

    孫家鼐一路青云，官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書，人稱“壽州相國”。后又以吏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命為管學大臣，主持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堂——也就是現(xiàn)在北京大學的前身。傳說他家的大門上，曾掛有一副對聯(lián)，上聯(lián)為“門生天子”，下聯(lián)為“天子門生”。這個才學，這個氣派，在壽縣，在安徽，又能找出多少？但孫家鼐的家規(guī)極嚴，在孫家，男子十六歲之前，不許穿絲綢，不許穿皮毛；男子的行為舉止，須以《禮記》為準則；如發(fā)現(xiàn)有偷、搶、奸等行為，家族內部會給予嚴厲懲處。

    孫毓筠雖也是秀才出身，卻一身武氣，光緒三十一年（1905），他東渡日本求學，在東京加入同盟會。次年被派回國，參與密謀新軍起義。年底，因與楊卓林、陳陶遺、段云、權道涵等謀刺兩江總督端方，被人告密被捕，關押五年。如此量刑，當然是看宰相孫家鼐的面子：畢竟是壽州孫氏之后，畢竟是孫家鼐的侄孫，而兩江總督端方與孫家鼐，又有割不斷的師生之情。南京光復后，孫毓筠恢復自由，任江浙聯(lián)軍總部副秘書長。1912年3月，又出任安徽省第一任都督。此是后話。

    還有兩位壽縣孫氏之后，在中國經濟界極具實力，他們便是孫多森和孫多鈺。

    孫多森雖然光緒十一年（1885）中秀才，繼為貢生，后來還拿錢捐了個候補同知。因為是候補，實職遙遙無望，索性調整思路，走上了經濟強國之路。光緒二十四年（1898）2月，他在上海創(chuàng)辦阜豐面粉公司，自任總經理。這也是中國第一家華商面粉廠。后又出任北洋政府國家銀行事務所會辦，并籌辦中國銀行。次年4月，出任中國銀行首位總裁。翌年，創(chuàng)辦中孚銀行，任總經理。

    孫多鈺走的則是科學興國之路。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孫多鈺遠赴美國留學，光緒三十一年（1905）入康奈爾大學工科，學習鐵路工程，畢業(yè)時授工科學士。十年后，孫多鈺學成回國，次年學部考試，名列最優(yōu)，賞工科進士，后授翰林院檢討（掌修國史之官）。先后任吉長鐵路工程局督辦、寧湘鐵路工程局局長、滬寧鐵路管理局局長等職。民國十二年任北洋軍閥政府交通部次長兼中孚銀行總經理。

    孫氏家族目前排序的二十個輩分是——

士克祖家傳

多方以自全

同心仰化日

守土享長年

    孫傳瑗，號仰遽，字養(yǎng)癯，在孫氏家族中，是小房之后。小房出大輩，他的輩分在譜序中排第五。孫家鼐是長者，高他一輩。孫毓筠名多琪，字竹如，號少侯，和孫多森、孫多鈺一樣，要低孫傳瑗一輩。

    從小受孫氏家族的影響，孫傳瑗對科考充滿敬仰，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和孫家鼐一樣，通過科舉考試，青云直上，光宗耀祖。但作為有抱負的年輕人，身處晚清時代，山雨欲來，政治動蕩，又不能不激情如火，熱血沸騰。在這方面，孫毓筠又是他仰慕的英雄。

    光緒二十九年（1903）五月，孫多森在壽州城南街樓巷創(chuàng)辦私立阜財高等學堂，首批招收七十五名學生。此舉在壽州引起轟動。參加完開學典禮，回來的路上，三十三歲的孫毓筠突然意識到，自己年齡正一年年老去，而要完成拯救中國之大任，更多希望是在下一代的身上。一貫不滿足于平靜生活的孫毓筠，又做出了讓家人大為震驚的舉動，他將家產變賣，所得錢款，租借北街僧格林沁祠舊址，于次年2月，創(chuàng)辦了壽縣第一所新式學堂——蒙養(yǎng)初等學堂，當年學堂招收九十名學生，孫毓筠自任堂長。雖身為堂長，但孫毓筠并不大關心學校事務，而是同張樹侯、柏文蔚等激進人士，在壽州城內改良藏書樓，成立“閱書報社”、“強學會”等團體，向民眾灌輸新思想、新知識。同時組織“天足會”，鼓動年輕女子放足，回歸人性。

    也就是這個時候，孫傳瑗不顧家人反對，毅然決然投奔到孫毓筠麾下，到蒙養(yǎng)學堂當了一名國文教師。

    光緒三十一年（1905），孫毓筠追隨留學熱，又東渡日本求學，壽州城的蒙養(yǎng)學堂，便交由孫傳瑗等幾個年輕教師當家。

    孫毓筠一走，柏文蔚也離開了壽州，赴南京任第九鎮(zhèn)二十三標二營管帶。轟轟烈烈的壽州城，似乎一夜間就冷靜下來了，蒙養(yǎng)學堂也歸于沉寂。孫傳瑗坐不住了，同事湯葆明也坐不住。湯葆明年齡略長，但思想比孫傳瑗還激進，到蒙養(yǎng)學堂來教書，就是沖著孫毓筠過來的。兩個年輕人志同道合，就商量著要弄出些什么事情來。思來思去，眼睛一亮，同時喊出了“剪發(fā)”的主意。

    “斷發(fā)易服”起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當時康有為上遞奏折，請求斷發(fā)易服，維新變法。但此舉遭到守舊者的強烈反對。而男人腦后的那根辮子，剪與不剪，到最后，甚至上升到是否擁護革命的一種具體表現(xiàn)。

    光緒末年，壽州城雖然涌現(xiàn)大量革命志士，但畢竟還是千年古城，民族認同和文化記憶，依然有自己的頑固和僵化。在這里進行“斷發(fā)易服”行動，其后果，可想而知。

    但孫傳瑗和湯葆明依仗他們的年輕，還是實施了他們的“革命”之舉。

    開課前的例行操會，學生們都集中在祠堂前進的院子里，現(xiàn)場氣氛十分凝重。孫傳瑗和湯葆明，不言傳，只身教，身后辮子甩到胸前，左手相握，右手執(zhí)剪，略微一使力，拖在腦后十多年的辮子，便不再是身上的贅物?！凹艮p是身體解放的第一步，身體解放才有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才能有革命黨人的事業(yè)?！比绱丝犊ぐ旱墓膭?，立刻引發(fā)出學生們強烈的情緒。

“老師，我要剪！”

“老師，先剪我的！”

“先把我的辮子剪掉！”

    不到半個小時，除個別年弱和膽小者外，蒙養(yǎng)學堂里的學生，個個身后都空蕩蕩的。

    雖然身為人師，但相比學堂高年級學生，孫傳瑗也只略年長，仍然還是個毛頭孩子。一時沖動的“剪發(fā)”，雖圖得一時暢快，但隨后在壽州城引發(fā)出一系列反響，以至于蒙養(yǎng)學堂不得不關門停辦，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

    從“剪發(fā)”風波的那天中午起，就不斷有學生家長到學堂里來，斯文些的，平心靜氣向他們討要說法；蠻橫些的，指著他們的鼻子破口大罵。也有些家長抱著孩子的頭只知道痛哭。還有些以此為借口，追著孫傳瑗他們要求經濟賠償。年齡稍大些的學生，不滿家長的保守思想，犟著脖子和他們對抗。也有開明士紳出面幫忙做安撫工作，但更多的是保守的地方長老，也不說話，抱著雙臂，就在一邊看笑話。整個蒙養(yǎng)學堂亂成一團。孫傳瑗和湯葆明深深體會到“度日如年”的滋味。這中間，既有對世俗壓力的憤恨，也有對世俗壓力的無奈。

    經過兩日的思考，他們決定帶學生投奔省城安慶，為他們的革命理想，尋求明確的前進方向。

    建議得到了五十余學生的強烈支持。

    他們是趁著暮色悄悄離開縣城的，大片大片烏云壓在壽州老城墻上方，風在半空中發(fā)出“嗚嗚”的鳴叫。孫傳瑗走在隊伍的后面，帶著留戀的心情，最后望了賓陽城門一眼。他知道，這一別，就可能不再回到這座老城了。

    光緒三十二年（1906）至1912年的這六年，對于安慶，對于安徽，是政治變革最為痛苦，最為無常，最為徹底的六年。這六年，同樣是孫傳瑗人生觀發(fā)生重大變化的六年。其中有兩個人對他影響最大，一個是岳王會安慶分部長常恒芳，一個是《安徽通俗公報》主編韓衍。

    孫傳瑗帶壽州五十余蒙養(yǎng)學堂學生到安慶，投奔的就是安慶尚志學堂。從集賢門進安慶城，走北門內正大街，向東轉，藏書樓之左，便是尚志學堂。尚志學堂創(chuàng)辦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創(chuàng)辦人馮汝簡，“不應光緒甲辰年禮部試，而為興學盡力奔走”，在教育界，被傳為佳話。民國后任安徽省政府秘書長的陳獨秀、教育司司長的鄧藝蓀等社會名流，對尚志學堂創(chuàng)辦，都給予了極大關注和極大支持。尚志學堂實際也是安徽革命黨人的活動基地之一。與學堂一墻之隔的藏書樓，光緒二十九年（1903）五月十七日，大雨滂沱，二十四歲的陳獨秀，撐著一把紅油紙傘趕過來，就在這里，主講了著名的“安徽愛國會演說”。操著濃濃的安慶鄉(xiāng)音，他喊道：“全中國人既如是沉夢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棄不顧，則神州四百兆豈非無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國中雖居少數(shù)，亦必盡力將國事?lián)纹饋??！迸_下來自安徽高等學堂、安徽武備學堂以及桐城中學堂、鳳鳴中學堂等三百余青年，掌聲如雷。

    常恒芳時任尚志小學堂的訓導主任，孫傳瑗和五十余蒙養(yǎng)學堂學生到安慶時，他正與岳王會幾位同志商談近期工作。聞知壽州蒙養(yǎng)學堂五十余師生集體從壽州投奔省城，他匆匆趕回學堂。

    常恒芳高高大大，也是北方漢子的性格，見到孫傳瑗的第一句話，就顯得特別的地道，“到了就好，到了這里，大家就算是到家了?！?/FONT>

    孫傳瑗聽了心里一熱，幾天里受的苦累，頓時煙消云散。他的兩眼濕濕的，淚水圍著眼眶打轉轉，馬上就要流出來。

    孫多慈父親孫傳瑗，孫多慈作。

    當晚就做出安排，年齡稍小些的學生，全部安插在尚志學堂繼續(xù)學習，湯葆明負責他們的起居生活。另一部分年齡稍大些的，因為此時孫毓筠在南京，柏文蔚也在第九鎮(zhèn)二十三標二營任管帶，因而由孫傳瑗帶隊，當晚坐船到南京，交由他們另行安排。常恒芳年齡大不了兩三歲，但處事果斷干脆，這既讓孫傳瑗開了眼界，又打心眼里由衷佩服。

    兩個月后，孫傳瑗從南京回安慶，重返尚志學堂，成為常恒芳左右。常恒芳是安徽武備學堂首屆畢業(yè)生，后去安徽公學讀書，在那里追隨陳獨秀、柏文蔚等，組建了反清秘密組織岳王會，擔任安慶分部長。接受鄧藝蓀邀請，來安慶出任尚志學堂訓導主任一職，也就是想借此平臺，為岳王會在安慶的工作打開局面。事實上，此時的岳王會，因陳獨秀東渡日本求學，柏文蔚赴南京就任軍職，重心也隨常恒芳移到了安慶。

    這是孫傳瑗生命中最具價值的一段時光，那些天，他跟著常恒芳，或是到東門外的迎江寺，坐在振風塔下，商談岳王會下一步的工作；或是出八卦門沿西門大街走到大觀亭，鉆到松樹林里，討論多變的安徽革命形勢。有時候也帶高年級學生過去，那時候會跑得更遠些，在馬山附近的地藏庵，說是進行兵式體操訓練，實際上是遮人耳目，掩護他們的革命工作。大多時候，常恒芳是主講，孫傳瑗和其他的人在一邊只有聽的份。常恒芳極具邏輯思維，說話有條有理，你沒有理由不佩服他。

    那一階段是岳王會的低谷階段，在安慶，他們的成員甚至還不足三十人。后經過努力，又成立了一個外圍組織，叫“維新會”，吸收的成員，都是“老三營”的人。光緒三十年（1904）二月，安徽巡撫招募三百新軍，交由武備學堂首屆畢業(yè)生訓練，稱安徽武備學堂練軍。后練軍改組為新軍第二標第三營，熊成基、倪映典（后赴南京南洋陸師學堂深造）就是練軍成員。張匯濤、范傳甲、石德寬等辛亥革命志士，都是岳王會在“老三營”里的骨干力量。

    這年年底，安徽督練公所成立步、馬、炮等弁目訓練所，常恒芳覺得是新的發(fā)展機遇，報名參加了炮兵弁目所。孫傳瑗也想跟著過去，常恒芳阻止了他，“你這身子骨單薄薄的，拿拿筆桿子還可以，動真刀，動真槍，恐怕力不能及?！?/FONT>

    光緒三十三年（1907）七月六日，星期六，徐錫麟在百花亭安徽巡警學堂發(fā)動起義，掏槍把參加畢業(yè)典禮的巡撫恩銘給撂倒了。常恒芳并不知道，當時他在東門外，正和孫傳瑗一道，由卸甲坡往上走，準備從樅陽門進城，結果給攔住了，盤查了很久才放行。向路人一打聽，才知道巡警學堂那邊出了事，巡撫大人中了槍，生命危險，已經接同仁醫(yī)院戴世煌醫(yī)生過去了，但兇多吉少。

    常恒芳半天沒有說話，后來恨恨地咬了咬牙，“這個徐錫麟，還是搶在我們前頭了！”

    當天晚上，傳來巡撫恩銘去世的消息，隔一日，又有消息傳過來，徐錫麟已經就地正法了，地點就在巡撫衙門外的東轅門。死之前，胸膛被剖開，把一顆心活活給掏了出來。說是巡撫夫人特意吩咐的，她說她不能理解，恩銘對徐錫麟恩重如山，非常信任，才把他安排在巡警學堂會辦這樣重要位置上，他怎么能狠下心，一槍把恩銘給殺了呢？這顆心，還是人心不是？

    接下來，安慶風聲吃緊，岳王會在安慶的革命活動，也受到官府注意。特別是常恒芳的身份，更是遭到懷疑。不得已，常恒芳只好逃離省城，遠赴定遠縣萃華學堂教書，以躲避風險。之后不久，他又東渡日本求學。安慶岳王會的工作，改由炮營隊官熊成基取代。第二年，他們在安慶組織了震驚朝野的炮馬營起義。

    韓衍也是岳王會的骨干成員，孫傳瑗與他相識時，他還在督練公所做文案。韓衍是江蘇丹徒人，說話家鄉(xiāng)口音很重，激動起來，語速變快，孫傳瑗根本聽不懂。韓衍是武將，但更是文才，而與孫傳瑗交往，更多時候，是在一起談詩論詞。韓衍在這方面造詣很深，孫傳瑗讀過他的《綠云樓詩存》，其中有好多首，他不得不拍案稱絕。如《月夜登宜城野望》“一塔忽騎江水住，城陰涼月白紛紛。菱湖欲嚙大龍尾，片片荷花夜入云。”如《雨后登安慶城》“雨后蛟龍入水深，碧天盡處海沉沉。城頭又與黃昏近，一寸斜陽萬里心。”把自己的心情糅入地方景色之中，既自然，又貼切。

    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韓衍來到孫傳瑗住所，邀他一起參與創(chuàng)辦《安徽通俗公報》。韓衍說：“當前革命的困難是什么，是民眾的意識的覺醒。怎么辦？最好的做法，就是辦一張給他們看的報紙。《安徽通俗公報》就是這樣一份報紙，它用通俗的語體文，猛烈抨擊時弊，鼓吹革命，從而喚起民眾?！睂O傳瑗不待他說完，就把手高高舉起來，“只要是為革命的事，一定要算我一個。”

    報館設在姚家口萍萃樓客棧，離尚志學堂只有幾步路?？蜅＠习瀹吷冽S，骨子里也是激進的革命者。他說他開客棧的目的，就是為淮上老鄉(xiāng)來省城革命提供方便?！栋不胀ㄋ坠珗蟆肥前不帐准颐耖g報紙，資助者除咨議局議員王龍廷外，還有皖北教育會吳性元、楊元麟等。因為經費嚴重短缺，報社總編輯韓衍和三個編輯孫傳瑗、陳白虛和高語罕，也是義務性質。雖說一日三餐能保證供應，但也就是咸菜就白飯，根本聞不到肉腥。倒是每每稿件編成，且有幾篇得意的力作，編輯們就去搜韓衍的口袋，然后到蕭家橋買幾個銅板的花生，打一兩百錢高粱燒酒，以此表示慶賀。喝得高了，幾個人就在小客棧里扯著嗓子亂吼。

    韓衍身材短小，面部黧黑。他又不注重儀表，常年穿一件藍色長大褂，頭發(fā)蓬亂，胡須滿面。他走路的步子很快，每每街頭疾走，不認識的人，都要避讓三分。那時他已經結婚，家住四方城，居名“綠云樓”。他的夫人紅葉，也是個女才子，結婚前因為敬重他的詩文才華，常來請教。韓衍另存目的，一誘再誘，結果就把她哄到手了。綠云樓內，家里除幾件簡單家具，幾乎四壁如洗。韓衍并不在意，他摟著夫人紅葉的臂膀，一臉悠然自得：“你們要做革命黨人，就得準備過這樣的清貧生活！”這句話對孫傳瑗觸動很大。

    同是壽州老鄉(xiāng)的高語罕，年稍小兩歲，早年為陳獨秀《安徽白話報》的主要作者，文章銳氣十足。但他對孫傳瑗的才氣十分敬重，尊其為“十年以長”。有時做些時評，拿捏不住，總遞過去讓孫傳瑗參考一下。孫傳瑗相對保守，也不多說，就勸他，“你應該找蓍伯去改一改。”而韓衍總是熱情支持，“蠻好，為什么不能用？就這樣發(fā)出來?！睂O傳瑗也敬仰韓衍的激進，但具體到稿件上，他的那種沉穩(wěn)，或者說暮氣，就表現(xiàn)出來了。一定意義上，這還是受孫家鼐的影響吧。

    《安徽通俗公報》是宣統(tǒng)二年（1910）十一月停刊的，在這之前，報紙發(fā)表多篇文章，揭露了涇銅礦務公司發(fā)起人方玉山對外出賣礦權的黑幕，并極力聲援銅官山民眾驅逐英籍礦師麥奎的活動。報紙由此招來對方的怨恨，報館多次遭到身份不明的流氓騷擾。入冬后不久，韓衍在街頭遭人暗算，有人斜沖過來，對他腹間連刺了五刀。幸好發(fā)現(xiàn)得早，及時送到同仁醫(yī)院，才把一條命保住了。孫傳瑗去醫(yī)院探望，韓衍一雙眼睛氣得布滿血絲，“想用這種流氓手段嚇倒我蓍伯，那也太小看我了！”說話口氣，仍是條血性漢子。但談得深了，多少還是有些傷感，“我們這些人，怕最終還是倒在他們的黑手之下??！”

    上世紀20年代，安慶街頭的舞龍燈表演。

    這句話居然不幸而言中，兩年后，1912年4月的一個晚上，韓衍從都督府大院往家里走，行至同安嶺街頭，再遭歹徒刺殺，因失血過多，永遠倒在安慶這片土地上。此時韓衍的身份，是《安徽船》的主筆，《青年軍報》和《血報》的主編?！耙匝云茐膭t血洗乾坤，以言建設則以血造山河，公理所在，以身殉之，則以血餞是非！”之后好多個夜晚，孫傳瑗都會在夢中看到韓衍，一口江蘇鄉(xiāng)音，依舊怪怪的硬硬的充滿血氣。從夢中驚醒，孫傳瑗就睜著眼睛，耐心地等著又一個黎明到來。

    同是在1912年4月12日，農歷二月二十五，孫傳瑗夫人孫湯氏，在同仁醫(yī)院，為他們家添了個可愛的千金。這是他的第二個孩子。三年前，也就是在創(chuàng)辦《安徽通俗公報》時期，一位年輕貌美且溫柔善良的少女，走進了他的生活。那一階段，孫傳瑗在報社工作，七事八事特別多，有時候兩人三四天見不到面。但女朋友特別理解，一句多余的話也不說。之后不久，他們便組建家庭，開始了甜甜蜜蜜的夫妻生活。一年后，大兒子孫多拯出世。為這一個“拯”字，孫傳瑗可以說是腦筋費盡。此時的孫傳瑗，抱有遠大理想，既想拯救國家，又想拯救民眾，為兒子取名“多拯”，就是想自己報國報民的理想在下一代身上延續(xù)。女兒的出世，陰陽相沖，多少也緩沖了他思想中激進成分。尤其是韓衍被害，更讓他對這個世界，多了些寧謐、和諧、平靜的渴望。為女兒取名“多慈”，正是他這種渴望的表白?！按葠邸?，“慈善”，“慈悲”，“慈祥”，“慈和”，他希望將來女兒能以這仁愛之心，溫暖她自己，溫暖整個世界，也溫暖他這個做父親的?！鞍矐c人都說，女兒是父母貼身的小棉襖，我孫傳瑗也有貼心的小棉襖了！”抱著女兒，孫傳瑗快活地又啃又親，疼愛之情，溢于臉上。

    1912年，在江蘇宜興，十七歲的徐悲鴻，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澳晔撸加紊虾?，欲習西畫，未得其途，數(shù)月而歸。為教授圖畫于和橋之彭城中學?！彼麆?chuàng)作的白描戲劇畫《時遷偷雞》，在《時事新報》上發(fā)表，并獲二等獎。這也是他公開發(fā)表的第一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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