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體石經》又稱《正始石經》，建于三國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刻有《尚書》、《春秋》和部分《左傳》，共約二十八碑立于河南洛陽，是我國繼東漢《熹平石經》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經。此經用古文、篆、隸三種不同字體刻寫，因此我國書法史和漢字的演進發(fā)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三體石經》也由此而得名。石曾佚，傳世的拓本皆為宋人摹本。后在清代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洛陽東龍虎灘村的發(fā)掘出殘石出土。1992年洛陽東大郊朱家古墩（距龍虎灘隔岸約二、三里）也發(fā)掘出三體石經巨石一方，表里刻《尚書·無逸·君￥》及《春秋·僖公·文公》經文，正面存字34行，反面存字32行，為洛陽商人所購，后鑿裂為二，損二十五字。在三種字體中，古文一體歷來為人們所推崇，北宋郭忠恕著《汗簡》，引用《三體石經》古文有122遼字，夏辣著《古文四聲韻》，引用石經古文亦達114字。但這些碑文出自誰人之手呢？歷代學者眾說不一。

    一認為是出于漢魏間的著名書法家邯鄲淳之手。蕭梁袁昂《古今書評》評其書“應規(guī)入矩，方圓乃成”。北齊魏收《魏書》載江式延昌三年（514年）上表云：“陳留邯鄲淳亦與（張）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于揖，以書都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碧迫死钛訅邸侗笔贰匪涊d的也略同上說。贊同這種觀點的還有宋人王應麟《困學紀聞》、清人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人杭世駿《石經考異》、清人孫星衍《魏三體石經遺字考》等。

    二則認為是出于邯鄲淳而由嵇康書寫。此說流傳甚廣，影響至今。全祖望于《石經考異序》中首先提出此觀點。近年來的數部大的著作如臺灣省林尹、高明主編的1968年版《中文大辭典》“石經”條；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的修訂版《辭源》“三體石經”條；俞劍華主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邯鄲淳”條；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國美術全集·魏晉南北朝書法》“正始石經”釋文等皆取此說。

    三是為魏國書法名家衛(wèi)覬所寫。衛(wèi)覬系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人，漢末為司空掾屬，魏國既建先后任侍中、尚書、￥鄉(xiāng)侯。清代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稱其“鴟視虎顧，雄傳冠時”。劉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也稱其“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蔽何牡鄄茇S初元年其“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華麗微瘦，而筆跡精熟?！蔽何牡鄄茇S初元年（220年）正式稱帝以魏代漢的《魏受禪碑》，即是衛(wèi)凱以金針八分書，在魏初可謂名盛一進，深得曹氏親信。謂衛(wèi)覬為《三體石經》書人源于晉人衛(wèi)恒《四體書勢》。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引《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恒祖敬侯（衛(wèi)覬）寫淳《尚書》，后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鼻宕櫈槲洹督鹗淖钟洝?，馮登府《魏石經考異》及近人楊守敬《魏三體石紅殘字跋》都主衛(wèi)覬書，云：“此石經即衛(wèi)敬侯書，不然，石經失淳法與敬侯何涉而載之于《恒傳》耶？此亦從未經人道破者。”

    四則認為是魏國文學家嵇康所書之，嵇康是一代名士，與阮籍齊名，為“竹林七賢”之一，他的書法很有名，尤精草書，唐人張懷￥《書斷》謂“叔度（嵇康字）善書，妙于草制。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說嵇康為《三體石經》書人是依據同時代人趙至親眼目睹?！稌x書·趙至傳》云：“趙至字景零點，代郡人也，寓居洛陽……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于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憋底语B《趙至敘》亦云：“（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鼻迦酥煲驼妗督浟x考》、劉傳瑩《漢魏石經考》及周貞亮《魏三體石經殘石拓本跋》等皆據此主嵇康書。

    第五種觀點認為是張揖所書。王獻唐《漢魏石經殘字敘》據北宋郭忠恕《汗簡敘略》并改動《魏書·江式傳》文字，主張揖書。

    第六種觀點認為是三國魏書家韋誕寫的。吳維孝《漢魏石經考》卷三亦據《魏書·江式書傳》，主韋誕書，云“則正始之經其或出誕屬之手歟？”韋誕之書，諸體并善，尤精署書，魏之寶器銘題，皆出誕手，又傳誕作剪刀篆，并善飛白。

    此外，除上敘六說外，近來也有人認為《三體石經》是多人合作之作，而非一人力所能及。范邦瑾在《書法研究》上撰文《魏〈三體石經〉書人略論》提出了這種看法。從《三體石經》所刻碑文名字的字體大小，筆畫寫法和書法風格來看，極不相似。王國維《魏石經殘石考》云：“品字式者古文、篆、隸三體似出一手，直下式者則三體似由三人分別書之，而書品字式古文與書直下式古文者亦非一手。不獨書人不同，即文字亦不畫一?！彼?，《三體石經》非一人所書，而是由集體合作書寫的，但書寫人的具體名單，因原碑毀嚴重，自宋以出土殘石均未見有書人姓名，加上《三國志》等文獻的闕載，在新的考古資料發(fā)現以前，目前也不能妄加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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