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的建立及孝文帝的改革，使遭到嚴重破壞的北方經(jīng)濟也開始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隨之也出現(xiàn)了文化繁榮。北魏的書法藝術(shù)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得到巨大的發(fā)展。這時期南北碑版書風已逐漸到全面的趨向統(tǒng)一。這說明書法作為一門藝術(shù)，它的發(fā)展與政治、經(jīng)濟、文化藝術(shù)的全面發(fā)展相聯(lián)系的，這充分說明了北朝碑版書法的發(fā)展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

    北朝的書體，是沿襲漢碑分隸而來，蓋其族望質(zhì)樸，不尚風流，均守舊法，很少變通，書體猥拙，不似南人之風流蘊藉，故與南朝書風異趣。北朝不像南朝禁止立碑，而且北朝崔盧世族，既善屬文，名篇巨制，自然立碑甚多。加上佛教盛行北方，造像題記不知凡幾。許多是出于石工之手，造像記尤其如此。故猥瑣鄙惡者不少，但好的也很多。同時，自唐以來專重二王手跡，宋承其風，于是中原碑碣，很少有人問津，任其霾蝕。但也有有利的一面，即榷拓者少，所以西北諸省，千年前所立碑，往往至今尚存。

孫秋生造像記

    北朝時期佛教盛行和大量造像。僅以“龍門造像記”而言，共達三千六百種以上。這些對魏碑書體特點的形成有著直接關(guān)系。同時，中原地區(qū)的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的雜居，促進了漢文化和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融合，漢文化吸收了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營養(yǎng)，使之更加豐富多彩。北朝尤其是北魏時代碑版的書法，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體，又是石刻藝術(shù)和書法藝術(shù)兩者完美結(jié)合的共同體。這種魏碑體，以方筆文體為主，后經(jīng)歷了一個演變的過程，尤其受到南朝楷書的影響，摻雜圓筆道，字體漸趨圓秀。到了北齊、北周時期，逐漸改變魏碑體，而由瘦硬的書體取而代之。到了隋代碑刻書體，已成為很成熟的楷書。

元顯雋墓志銘

    由于北朝沒有禁止立碑的規(guī)定束縛，所以北朝的碑版很多。最多當推北魏，其次是東魏、西魏，這時立碑之風極為盛行。這時期的碑不但數(shù)量多，而且又都非常精美。這種碑版無論在數(shù)量上，或是在書法造詣上，都可以與東漢的隸書碑版相媲美。這種北朝的石刻，不只指具有碑的形式的一些石刻，而且還包括著北朝各種石刻在內(nèi)，如墓志、塔銘、摩崖、造像題記、幢柱刻經(jīng)等。所以，自北魏至北周，整個北朝時期內(nèi)的石刻，可以說數(shù)以千計。這些石刻，大多數(shù)出自民間無名書家之手，為后代留下了許多贊口不絕的杰作。尤其是楷書，到了北朝，形成了獨具風貌，故人們稱謂“魏碑”，也稱謂魏碑體。這種字體基本上屬于楷書范疇。在書藝方面，有著其它時代不可具有的特色，即崇尚自然和天趣。開創(chuàng)了這一代的書風，這和漢碑、唐碑各自體現(xiàn)了一個時代書法藝術(shù)的高峰，并派生出各種流派。

    北朝的碑版很多，以造像記來說，當以龍門造像為最多，其中以二十品為精品，世稱“龍門二十品”，尤其以楊大眼、孫秋生、始平公、魏靈藏為最佳，是龍門造像中的最精品，并最有代表性，世稱“龍門四品”，以外，北魏尚著名的碑版有《張猛龍碑》、《賈思伯碑》、《楊碑》等。北魏著名的墓志有《張黑女》、《李超》、《刁遵》、《元顯雋》墓志及《石門銘》等，它是北魏墓志的杰作。東魏著名的碑志有《李仲璇碑》、《程哲碑》、《高盛碑》、《敬顯雋碑》、《司馬升墓志》等。

天柱山銘

    西魏留傳下來的碑刻極少，最為著名的當推《杜照賢造像》，還有《劉曜碑》等。至于北朝的北齊、北周，由于國祚較短，存留下來的碑版相應(yīng)來說遠不及北魏。其氣格既卑下，書法又極平板。主要有北齊《隴東王感孝頌》、《水牛山文殊般若經(jīng)碑》、《雋修羅碑》、《天柱山銘》、《報德象碑》。

    另外，北齊亦有些碑志十分起眼，可說北齊碑志中的佳品。如《泰山經(jīng)石峪》、《朱岱林墓志》、《劉悅墓志》、《重登云峰山記》等。北周的碑版較著名的有《賀屯植墓志》、《西岳華山廟碑》、《曹烙碑》、《竇盧恩碑》、《匡吉刻經(jīng)頌》、《寇熾墓志》等。

北齊 經(jīng)石峪金剛經(jīng)

    除以上所列舉的北朝碑志外，還有榜書，亦以北朝為尊，如《泰山經(jīng)石峪金剛經(jīng)》。摩崖石刻，山東鄒縣的葛山、崗山、尖山、鐵山，統(tǒng)稱四山石刻，字有尺徑，以方圓筆兼施，高古渾厚，簡整和穆。還有鄭道昭在山東益都縣百峰山上用方筆寫的“中岳先生熒陽鄭道昭游槃之山谷也”。與“此白駒谷”，共十九個大字，遒勁奇?zhèn)?，尤以方筆寫大字，深得雅健之致。

    以上列舉的一些碑志，皆為北朝的杰作。對于魏碑書法藝術(shù)的成就，前人有過很高的評價?？涤袨樵凇稄V藝舟雙楫》上贊其大放光彩說：“古今中外唯南碑與魏碑雖可宗，曰有十美……”贊揚北碑之美，從此北碑的價值更加提高了。而且，這些碑碣、墓志數(shù)量很多，從而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碑版書法藝術(shù)的宏富寶庫。同時，這時期的魏碑書法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表現(xiàn)在用筆、體態(tài)和風格上的千變?nèi)f化。它不但為唐楷（唐碑）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并又澆灌了有唐一代的唐楷這一艷麗花朵。因此，魏碑在我國書法史上的作用，不可抹煞。當代著名的書法理論家潘伯鷹所說：“唐朝一代正規(guī)楷書的大發(fā)展，都是在南北朝千門萬戶的字形和風格的廣沃基礎(chǔ)上生根發(fā)芽的”，這一評述，可以說是恰如其分的。

鄭文公下碑

    北朝遺存大量珍貴的石刻，大多為無名書家作品，不但數(shù)量之多，而且分布也較廣。在山東、河南、遼寧等省，廣闊的地域里書寫這么多的碑版，這決不是少數(shù)人的書風問題了，應(yīng)看作當時社會的產(chǎn)物，并反映時代的面貌。北碑中流傳最多的當推魏碑，故魏碑在歷代碑版中占有重要地位。據(jù)現(xiàn)在掌握的材料來看，以河南洛陽為大宗；其次是山東省內(nèi)的泰山、鐵山、岡山、尖山、薤山諸崖刻經(jīng)。云峰山、天柱山、太基山、百峰山等題刻。

    另外，由于南北朝最盛行信佛，所以除立碑之外，還大造佛像，如洛陽龍門、山西云崗、河南嵩山等等，甚至連小地方時有發(fā)現(xiàn)，大的如山西云崗大佛、龍門大佛，小的只有手掌那么大小的佛像，并刻有佛像說明，叫做造像記。所以，將碑碣、墓志、造像記等都叫做刻石。

石門銘

    這些豐富多彩的刻石，由于它們的書體在筆劃、結(jié)體和風格上各有特點，故大體可分三大類。第一類，方筆道，筆劃方，結(jié)體凝整，傳世最普遍的北魏碑，以龍門石刻為代表。如《龍門二十品》中絕大部分均屬于這一類，其中以龍門四品——楊大眼、始平公、魏靈藏、孫秋生造像最著名。在北朝碑版中具有典型性，這對其它碑版的書法發(fā)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這些造像記中，成為北朝書法藝術(shù)發(fā)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并表現(xiàn)了最大的創(chuàng)新精神。第二類，圓筆道，筆劃絕大部分是圓的，但有部分筆道稍帶方筆道，結(jié)體飄逸。代表作有《鄭文公上下碑》和部分云峰山摩崖題記和《石門銘》等均屬此類。這些北朝摩崖刻石，特別是大字刻石，大多分布在山東地區(qū)，以掖縣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的天柱山和益都縣的玲瓏山最為集中和豐富。第三類，筆劃既方又圓。這一派的字比較整齊，較接近魏碑中的館閣體，筆道既方又圓，結(jié)體整齊。它的代表作有《張猛龍碑》、《賈思伯碑》、《元顯雋墓志》、《張玄墓志》等。這些隸楷書，方圓兼?zhèn)?，為擘窠之楷則。

    由于這些碑志年代較晚，所以可以說是魏碑書體中已臻成熟的時期，已日趨規(guī)范化。這一類碑版的書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派書風的影響，使魏碑初期的那種雄健粗獷之風為之一變，而漸漸趨向端整秀雅，成為后世碑刻楷書流美一派的先河。

    這里附帶談一個問題，有關(guān)碑刻的署名。石刻自古以來，例不署書者姓名，倘若有署名者，間有一二，但為數(shù)極少。故人們欲就石刻諸書以論其人、其事卻較難。在北朝碑刻有書人名字可考者，則有北魏寇謙之《嵩高靈廟碑》，為道教立碑之始，趙文淵書《大代華岳廟碑》，蕭顯慶書《孫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記》，朱義章書《始平公造像記》皆是。鄭述祖書《重登云峰山記》、《天柱山銘》等。王子椿書《徂徠山佛號》、梁恭之書《隴東王感孝頌》。北周有匡喆書《小鐵山刻經(jīng)頌》、口咸韜書《小鐵山佛經(jīng)銘》等。
　　資料來源：張菊英 聞光《碑帖鑒賞與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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