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藝術批評家，在社會大眾的心目中貌似這種人掌握著對一切藝術判斷的生殺大權，其頭銜和身份往往讓人覺得牛氣沖天，光彩照人，高不可攀，可它在社會現(xiàn)實中，嚴格說來它還真不能算作是一個職業(yè)，只能算作是一種對文化藝術的社會擔當。這種擔當按常人的說法，就是一種責任，因而想做批評家的人，尤其是想做有良知批評家的人，就要做好不怕得罪人的思想準備，因為藝術批評，不僅僅要面對藝術作品，還要面對與藝術作品有關的人和事，這恐怕是每一位初出茅廬的、有志于藝術批評事業(yè)的人始料不及的。

　　藝術批評不僅僅只是一門學問，它不光可以進行本身的學理性研究，更為重要的它是涉及時代與社會的文化顯學，尤其在有幾千年文明浸濡且深受傳統(tǒng)儒學洗禮的國度里，想讓它作為一種純粹的書齋式學問進行研究顯然是不可能的。當然，藝術批評的這種社會屬性對于一般的人和事，每個批評家的本能都可以選擇趨利避害，摻雜人際關系的交往也往往考驗一個批評家的人品、態(tài)度和人際交往技巧的熟與拙，但這顯然還不是最根本的，筆者認為藝術批評家首先無法回避的是面對權貴時的態(tài)度，此時批評家最容易患“媚骨”病。要避免患“媚骨”病，當然最考驗藝術批評家的是智慧和良知，智慧是一種能力，可以通過后天修煉來彌補天生的不足，但良知卻不僅僅是衡量一位批評家夠不夠格的標準問題，更是一種正氣，一種力量。批評家的聲望莫過出于此，一旦失良，該批評家的人格形象就從此轟然坍塌，于事無補，再以無法樹立起來了。在筆者看來，藝術批評家只是一介書生，面對權貴的壓力時會如何選擇？堅持還是妥協(xié)，此時是考驗批評家自身“骨力”的時刻，這種抉擇的確讓人為難，但如果能夠把心中有沒有良知作為底線拿來作為藝術批評的衡量準則對批評家則是有益的。在權貴至上這種意識、風氣盛行的年代，批評的力量在權力面前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尤其是當淫威和邪惡讓你違心“評論”與你心底良知相左的東西時，你是否會助紂為虐，茍同指鹿為馬的行為呢？

　　如果說某些社會因素、外來壓力考驗著批評家“骨力”是作為外部因素進行施加的結果的話，那么批評家面對利益時則是考驗自身“定力”有幾何的時候了。在這個物質至上，物欲橫流的社會風氣下，批評家自身生存、自身生活是不能置身于這種大環(huán)境之外的，此時，批評家會不會為“五斗米”而折腰，在利益面前，所謂的“軟文”要不要寫？當然，最為不幸的是，批評家為了獲得蠅頭小利，會不會對求者不拒，根本不管評論對象有沒有價值？不考慮作品在藝術史的參照系面前分量如何？不考慮作品在時代和環(huán)境中符不符合藝術發(fā)展的規(guī)律？不考慮創(chuàng)作作品的藝術家的品性如何？不考慮批評行為能不能促進藝術創(chuàng)作？等等，當這一切都不是藝術批評活動的前提，考慮的是有沒有“錢”進？甚至昧著良心，酸冷不忌，好壞不分，黑白顛倒，把普通人都能看出來很差勁的東西評得天花亂墜，讓批評行為俗化成為牟利的工具。透過這種“軟文”流行的現(xiàn)象背后，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批評家”的市儈化，而且看到了“批評家”內在的“軟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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