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晉書》卷八十本傳載，王羲之初涉仕途時即不樂京師(建康，今南京)，苦求外任。后經一番周折之后，終于如愿以償，得以遠離京師前往武昌，任鎮(zhèn)守在那里的庾亮(289~340年)府中的參軍，后轉為長史。關于此舉理由，筆者以為當從其主、客觀兩方面求之。主觀原因應較易理解，一般認為經過東晉王敦(276~324年)之亂，王氏一族幾乎全部卷入，而殘酷的結局則令王羲之感到恐懼與心寒，因而導致他極度地厭惡政治斗爭的中心舞臺建康，為了遠離京師，他才苦苦尋求外任。至于客觀原因，學者則很少言及，故在此略作推測如下。

    東晉明、成帝時期，形成了由據守荊州的外戚庾亮(明穆皇后之兄)，與控制中朝的王導(276~339年)這兩大勢力對抗的政治格局。在庾、王之間，明帝親庾疏王，然而王、庾均從維護門閥政治和各自的門戶利益出發(fā)，其間雖不乏明爭暗斗，但彼此都還能留有余地，避免發(fā)生直接沖突，保持了兩勢均衡(詳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中有關章節(jié))。故此就很有必要分析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在士族權臣之間，他們的子弟除常規(guī)的出仕途徑外，還有相互提攜與交換“人質”的方式存在。前者就是彼此相辟對方子弟入府任職，以參軍一職最為常見；后者表面上看雖然與前者并沒多大區(qū)別，但卻有一種“人質”交換的性質隱含其中。

    按自魏晉以來，以都督出鎮(zhèn)而留其妻室子女于京師為質者，乃抑制防止擅兵生變之法，亦有用以鉗制彼此者。關于此現(xiàn)象，似少有學者注意。筆者推測王羲之入庾府，或有后者之背景也未可知。因為以當時東晉政壇上形成的庾亮、王導兩大對抗勢力的格局分析，王羲之參庾亮軍之事若僅以“不樂京師”之類的理由解釋，就顯得缺乏說服力。蓋王羲之不但身為瑯邪王氏子弟，而且以郗鑒(269~339年)為代表的妻族也是居間平衡的一股強大勢力。故對庾亮來說，征辟王羲之這樣具有雙重背景身份者入府，無疑可以保持和鉗制與王、郗的勢力均衡。為了證明這一推測，先讓我們來看看也發(fā)生在晉代的一件事情。

    劉弘與部下陶侃(257~332年)之間，就曾有過一次取送抵押“人質”之事。晉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張昌之亂起，陶侃為荊州刺史劉弘部下，率強兵鎮(zhèn)壓此亂，武威盛譽亦重一時。永興二年(305年)陳敏亂起，劉弘任命陶侃為鷹揚將軍、江夏太守，統(tǒng)兵以御陳敏。此時有人離間劉、陶關系(《晉書》卷六十六劉弘、陶侃傳載：“隨郡內史扈瑰間侃于弘曰：“侃與敏有鄉(xiāng)里之舊，居大郡，統(tǒng)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焙朐唬骸百┲夷?，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結果是“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同陶侃傳)同卷劉弘傳亦記此事：“侃遣子及兄子為質?！睆倪@一史實看出，在無法消弭彼此間的猜忌時，為化解對方的疑慮或防范對方反水，遂以抵押“人質”的手法以平衡關系。本傳載“庾亮請”王羲之“為參軍”，此“請”當是向朝廷請求，而實際上乃是向當朝權臣王導敦請也。結果王羲之的“從父”王導準以羲之入庾亮府，直到咸康五年(339年)王導、郗鑒相繼去世之后、次年(340年)庾亮臨死之前，方離開庾府轉調他任。其實，王氏家子弟入庾亮幕府者尚不止羲之一人，當時王廙(276~322年，羲之叔父)之子胡之、王彬(羲之叔父)之子興之(309~340年)也都在庾府（據南京出土的東晉《王興之夫婦墓志》文，興之生前亦曾做過“征西大將軍行參軍”，此事史書失記。），是知王羲之的祖父王正這一支(曠、廙、彬)兄弟三人之子均有置身庾府的經歷，這恐怕很難說是偶然現(xiàn)象，或有隱情在焉。如上所述，當時政壇格局是：庾亮與王導之間，雖由矛盾發(fā)展到對抗，然表面上卻顯得比較平靜，在暗中對抗較量之中，雙方內牽外制，彼此勢均力敵，故庾、王之間始終未發(fā)生明顯的爭斗沖突，保持了均衡態(tài)勢。之所以如此，固然有許多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比如郗氏這支勢力所起的均衡作用就很重要。然而筆者的看法是，以王羲之等王氏子弟身居其間所起到的“人質”作用，或許也是存在的。

    盡管這只不過是推測，因為我們畢竟還不能確定庾亮召王羲之入府必有取押“人質”之動機，但似乎也無法完全排除這一可能。至少，在看待王、庾對峙關系上將此因素考慮進去，或可成為我們認清歷史上的某些現(xiàn)象的實質之一助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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