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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yè)醇儒文章大雅——著名書法家、學者陸明君先生訪談錄 陸明君,1962年生于山東昌邑,畢業(yè)于吉林大學歷史文獻學書法專業(yè),師從叢文俊先生,先后獲碩士、博士學位,現(xiàn)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北京印社社員。書法作品二十余次參加中國書協(xié)主辦的全國展、中青展、蘭亭獎展、全國書法名家邀請展等,并在全國第一屆及第二屆正書大展、第八屆中青展、文化部第八屆群星獎作品展中獲獎,出版《陸明君書法作品精選》等。發(fā)表多篇學術文章,多次參加全國書學討論會并獲獎。專著《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研究》獲第三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二等獎;專著《簠齋研究》獲中國美術最高獎:首屆中國美術獎·理論評論獎。 沐云堂按:甲申秋,余負笈吉大,方其時余年在而立之外,學術文章則在垂髫之間,故為人頗拙訥,少交游,惟靜觀醇儒,默察大雅。其時師門內(nèi)諸學長于翰墨各有一長,于學問亦多有創(chuàng)獲,令淺薄如我者心折不已。此間,更于陸明君先生印象尤深。前賢言:“學業(yè)醇儒富,文章大雅存”,陸先生或可當之。陸明君之書法儒雅,學術深邃,愚多有獲益。數(shù)年間電話往來,于陸先生學術、書法所知更多。今擬提數(shù)問于陸先生,或言書法,或言學術,于己多有裨益,于當代書法網(wǎng)諸友人,亦可為鏡鑒耳。 沐云堂(簡稱沐):熟悉您的人都知道,您是創(chuàng)作與學術兼擅的書家,而且您的書法創(chuàng)作這些年是有較大變化,您怎么看待自己書法創(chuàng)作的變化? 陸明君(簡稱陸):我在讀研究生前,主要精力在臨帖寫字上。雖然從事書法起步較晚,但很順利,正式練字兩年就入選了全國性大展,并在省展中獲獎,第三年上在第一屆全國正書展中獲獎。2000年我讀研究生以前,重要展覽投稿多能入選甚至獲獎;自從讀研以后,也就沒有再去考慮或參與各類大展。以前我的書法面貌,主要反映在榮寶齋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陸明君書法作品精選》中。近些年,雖然精力大多在讀書與學術研究上,寫字的時間遠沒有以前多了,但對書法有了較為明晰的認識,所以動筆便有了解決問題的針對性。另外隨著腕力的增強,書寫也從容了。近年我主要用力在行草書上,目前追求雅正一路的書風,有人可能會覺得個性不夠突出,我不贊成那種為求自家面目而刻意造勢的做法,有風格而無品味,這也是當今書壇較普遍的現(xiàn)象。我認為追求“奇變”是以后的事,我曾寫有如下一段談書感想,可表明我的這一思考: 書法立格,當以雅正筑基。雅而能附守于大美,得乎大眾通感;正則具磊然振迅之資,而通乎骨氣洞達之境。董文敏所言“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為正”,此語中之“奇”乃正中之奇也,為雅正爾后之奇變,雖奇而不怪俗,古人所云“平中之奇”,是謂真奇。非如今人不守大道而專輒異取蹊徑也,焉能不流入狷野?偏才異格,雖有名世之人,然絕少卓立者。溯之書史,光芒蓋代者,皆為雅正之格,縱有奇變,亦不背正、不乖謬也。今之為書者當深思矣。 沐:清末至今,碑學有著很重要的影響,您自己的作品中有多少帖學和碑學的成分?另外,您認為對傳統(tǒng)碑學和帖學的借鑒與學習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態(tài)度? 陸:晚清碑學中興以來,師碑與師帖問題,曾一度成為書法中兩種對立的思想。當然,碑派書家也不是一概詆毀師帖,帖派書家也不是完全否定師碑,除個別極端者外,區(qū)別在于對碑或帖的倚重程度不同。二者之間,又多有碑帖兼師相融者。一般情況下的書法審美,碑書骨壯而缺乏風姿韻味,帖書韻勝而缺乏渾厚剛健,如一味師碑或師帖,必然偏得。當今書壇,已不拘于碑帖學派的成見,取法中呈現(xiàn)出多元化格局。不過,總體而言帖的精致、碑的渾樸,二者之間的差異是不能否認的。而取法中往往不可能得其均衡,以何為重,這是每個書家的審美趣向決定的。 我習字臨摹,多隨興致而為,無論碑帖都經(jīng)常是朝三暮四地更換著臨習,有時經(jīng)常是心與眼間的默臨,近幾年因為主要寫行草書,所以更多的是親近于帖。 沐:您是陳介祺研究的專家,您認為對書家(學者)進行個案研究,需要注意些什么? 陸:書法研究中,書家的個案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書法史研究的基礎。相對于書法理論研究與斷代史研究來說,我認為個案研究易于把握一些。但要做得出色,可能比斷代史更難。因為書家的個案研 陸:書法研究中,書家的個案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書法史研究的基礎。相對于書法理論研究與斷代史研究來說,我認為個案研究易于把握一些。但要做得出色,可能比斷代史更難。因為書家的個案研究,從歷代的大家到一般的名家,幾乎都有人做過了,而后來涉入者就必須超越前人,才有可取之處,所以難度相對加大了。再者,個案研究要開學術新境,則更為不易。 個案研究應注意以下幾點:一是要有宏觀的學術視角。個案研究的選題很關鍵,并不是說每一個書家或人物都一定具有研究價值,也不是說歷史上影響大的書家或人物就一定比影響小的研究價值大。如何判定個案研究選題的價值程度,則是建立在宏觀學術背景的思考上。所以選題本身就體現(xiàn)了你的學術眼光和治學能力。另外,考察選題時,要詳盡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免重復而徒勞或孤陋寡聞的自說自話。要清楚哪些問題是研究空白或薄弱點,以增強學術研究的針對性。二是要有問題意識與相應的方法。目前書家個案研究多為程式化,不外乎生平、交游、作品及風格分析、書學思想、歷史評價、年表等套路。定性的思維往往限制了學術思路,也就難于發(fā)現(xiàn)問題。個案研究要體現(xiàn)研究對象的個性化特征,要善于發(fā)現(xiàn)個性意義并有價值的問題,并有相應的梳理與解決問題的方法,這牽扯到了研究者的知識結(jié)構(gòu)、思維活力與學術境界,所以學術研究要以一定的知識積累為前提。三是要最大限度地搜集資料,并要注意史料的甄別。個案研究只有在充分占有資料的前提下,才能不偏失,并發(fā)現(xiàn)有價值的線索,從而支撐住立論。所以首先要全面的搜集資料,盡管難以做到竭澤而漁,也要盡最大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尤其要注意史料的甄別,別人曾經(jīng)利用的資料不一定就可靠,更不能簡單的以關鍵詞的方式網(wǎng)絡搜取而不進行文獻檢核,應注意考察史料存在的語言環(huán)境,以免于斷章取義。在資料收集的過程中可以同時作年表,并將相關資料附于其中,這樣在分析問題時就有了時間意識,有利于對相關問題進行橫向或縱向比較。四是要依資料設列問題而規(guī)劃篇章結(jié)構(gòu)。好多人作文章,是先入為主,想當然而立論,再去搜集支持自己觀點的資料,有利于自己觀點的資料則取之,不利者或牴牾者則棄之,這是很不嚴肅的,也失卻了學術良知。穩(wěn)妥的辦法是根據(jù)材料而思考問題,不迷信或盲從成說,做到去偽存真,然后再去立論或進行研究課題的謀篇布局。既要體現(xiàn)自我的認識,又要客觀而不偏失于已見,才能具有學術價值。 沐:您對古文字有較為深入的研究,《魏晉碑別字研究》獲得了蘭亭獎理論獎。我想問,您認為古文字研究對書法創(chuàng)作有何影響? 陸:在文字學上,以隸變?yōu)榻瘛⒐盼淖值姆炙畬?,將小篆以上的先秦時期的文字稱為古文字;將漢代隸書及以后的文字稱為今文字。拙著《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研究》,是在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的,其中所涉及的現(xiàn)象多屬于今文字的范疇;當然其中也涉及到了一些古文字知識與現(xiàn)象,如碑志中大量的隸定古文、篆文與返古形的文字現(xiàn)象等,如果不具備一定的古文字知識,是無法分析與探討的。 對于從事書法的人,我認為最必須的是要具備一些文字學的常識。古代皆以小學(文字、音韻、訓古)為治學根基,所以古代的文人及書家都具備一定的文字學的知識,至少也通曉“六書”理論。而現(xiàn)代教育分科而治,文字學成了少數(shù)人從事的專門學科,所以多數(shù)人缺乏這方面的知識。文字與書法本是同一事物的兩種不同功用上的區(qū)別,即文字偏重于實用,書法偏重于審美。而在東漢“翰墨之道生焉”的書法自覺以前,并沒有文字與書法的區(qū)別意識,文字從產(chǎn)生就蘊涵了人們的審美在其中,所以先秦時期文字與書法更是同一層面上的問題。 文字學對書法創(chuàng)作上的影響要分兩個層面來認識。其一,古體書法創(chuàng)作層面。古體書法創(chuàng)作,是指以小篆、大篆、甲骨文、戰(zhàn)國簡帛文字及璽印文字等為字樣體式的書寫與創(chuàng)作?,F(xiàn)在書法界寫古體書法的人在不斷增加,另外每一個書家或多或少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古體書法的臨習。而對于專務于古體書法者來說,如果總是停留在照搬字書依樣描畫的層面上,而沉不下來去學習一些古文字知識,則是徒勞的。當今書界古體書法創(chuàng)作,包括一些有影響的寫篆書或甲骨的書家,多流入膚淺,其原因就是不明文字的構(gòu)形原理,所以不能傳其意,并且錯誤種種,更奢談能根據(jù)審美需求而隨意發(fā)揮以變換調(diào)整字形了。叢文俊師只所以在古體書法創(chuàng)作上取得領先的地位,就是其深厚的古文字學修養(yǎng)決定的。也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這些年自己雖然在不斷地學習鉆研古文字并經(jīng)常臨摹,但總羞于拿出示人。其二,從隸楷行草等今文字書法創(chuàng)作層面上來說,文字學對書法創(chuàng)作的直接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點:一是異體字的擇取與應用。異體字繁多,一個字有數(shù)種寫法是司空見慣的,而在創(chuàng)作中,因?qū)徝浪杌蚯笞兓瑫r常要擇取一些異體別字(當然大部分異體字的應用,是書家在臨帖過程中掌握的),選取的正確與否,或者是否妥當,這就要以文字構(gòu)意或約定俗成為依據(jù)而判定。二是繁簡字問題。現(xiàn)代通行的簡化漢字,增加了人們對漢字原形的生疏。而書法創(chuàng)作中,習慣性用非現(xiàn)代簡化字形,不僅是臨帖過程中形成的字形意識,也有原來的繁體字多美觀等因素。但現(xiàn)代簡化字有相當一部分是有源本的,有的是古形的延續(xù),如“禮”、“無”、“與”、“岳”、“棄”等,也有的是漢以后的俗字,如“仙”、“淚”、“花”、“巖”、“筆”等,所以這些字也出現(xiàn)在古代碑帖中。也有不少數(shù)量的現(xiàn)代簡化字是根據(jù)古代草書字形楷化形成的,如“為”、“發(fā)”、“會”、“應”、“樂”、“買”、“實”等,而有人看到當代行草書作品中有這類字,便加以指責,認為是寫了現(xiàn)代簡化字,這反而反映出自己的淺薄。但現(xiàn)代簡化字中,又有相當一部分是硬性省簡的沒有源頭的新造字形,如“漢”、“慶”、“藝”、“難”、“雞”、“歷”、“興”、“蘭”等,如果這些字形出現(xiàn)在以繁體字為載體的書法作品中,雖然不為錯,但會有不倫之感,要么就象啟功先生那樣其有時純用現(xiàn)代簡化字書寫。而當代書作中更常見的是錯寫一些不對應的繁簡字,如將幾案的“幾”寫成“幾”,將姓范的“范”寫成“範”等,將皇后的“后”寫成“後”等。實際上繁簡字形問題并不簡單,包涵了好多的文字現(xiàn)象。三是有利于行草書字形的把握。通曉文字原理并具有書寫體驗,也有助于對行草書字形的理解,就會知道大部分草書字形,是怎樣在書體演進過程中省簡以及在書寫筆勢的作用下形成的。而從根本上明白了草書字形的來源,才會不至于遺忘,也會減少書寫不規(guī)范的情況,還會建立起對古代法帖中草書字形的取舍意識,因為即使古代名家筆下的草書也有不少筆誤或不規(guī)范的,不能毫不辨別的一概摹仿。總之,文字學對于書法的作用或直接或兼接無處不在,有志向的書家,當不能忽視。 沐:按照您的學術背景分析,您認為一個人的修養(yǎng)和學識對書法創(chuàng)作有影響么?這種影響具體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 陸:這個問題古人論書中多有所及,典型者如黃庭堅:“學書要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所謂“靈府無程”,即是指沒有學識而心胸平庸。宋人論書尤重“胸次”(即胸懷),黃庭堅力誡與痛斥一“俗”字,俗即是指胸次品行之俗,而醫(yī)俗即在于學問,所以強調(diào)作書要有“學問文章之氣”,亦即指書卷氣、士氣,這也是古人書法審美的關鍵所在。 一個人的學識與書法創(chuàng)作的關系,我認為要從正反兩方面去分析:其一,有學識不一定就意味著能寫好字。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代,都有一些學問家研習書法,亦不乏臨池之工,但多有毫無可稱道者。原因在于天資,也就是藝術感覺問題。“天資”是與生俱來的,也就是生命科學中的基因不同決定的,不是后天努力程度所帶來的。一個人選對了適應自己天資的事業(yè),就成功了一半。有的人長于理性思維,興趣在邏輯思辨,故宜于學術研究;有的人長于感性思維,敏感于直觀形象,故宜于藝術。而也有二者相兼者,理性與感性條件較為均衡。而書法與其他的視覺藝術還不同,更承載著文化的內(nèi)涵,所以歷史上的書法大家一般都是學問家,也可以說更多的是理性與感性兼具類型者。象北宋名相王安石那樣滿腹才學與韜略,而書法短拙者,是不可能不留意于書法的,原因即是這方面天資短限造成的。其二,沒有修養(yǎng)學識則是肯定成不了書法大家的。腹中空疏,則會薄解書法,胸中不存崢嶸,筆下何來崢嶸,這是勿須多言的。 需要說明的是學識對于藝術家創(chuàng)作的影響,并不在于直接的再現(xiàn)與反映,而在于對藝術家人格與性情的影響。沒有學識的陶溶,就不能滌除凡俗。而藝術作品的高下,在于作品的格調(diào),而作品的格調(diào)取決于作者的人格與性情。正如徐復觀所言:“藝術家的學問,并不以知識的面貌出現(xiàn),而系以由知識之助所升華的人格、性情而出現(xiàn)。”而有些有學問者,卻是很庸俗的人,其胸中裝滿了名利世故,沒有了虛曠之心,也產(chǎn)生不了高雅的書法作品。 沐:您在以后的學術研究上還有哪些計劃? 陸:目前,我正著手《陳介祺年譜》的增訂,幾年前我就完成了初稿,但覺得有些資料沒看到,欠充實,故一直沒有出版。下一步,除寫一點零散的文章外,主要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藝術類項目《碑別字字源匯釋》的研究課題,這也是我在碑別字研究方面的延續(xù)。(注:原文8000余字,本報刪去部分段落,特請陸明君先生和沐浴堂先生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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