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因在書畫鑒定中耳聞目睹過好些位國家級鑒定專家以假當真大范圍誤證文物之事，有感而發(fā)我曾寫過一篇題為《書畫藝術市場誤證之害猛于虎》的文章，發(fā)表在《美術觀察》1999年第10期，當時十分希望該文能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并杜絕此類現(xiàn)象的再發(fā)生與蔓延。沒想到事與愿違，到后來此類事還是愈演愈烈了。近期媒體又接二連三披露了國內(nèi)5位頂級鑒定專家為騙子自制的“金縷玉衣”開出24個億的天價評估以及在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展出的一件磁州窯白地黑花鼓 “壺王”又使數(shù)位國字號文博界專家陷入尷尬境地的事，對我來說那是一點都不會像以往那樣觸目驚心了。倒是它們似乎以最真實而詳盡的事例向世人再次說明了文物鑒定工作容不得半點馬虎與勉強的道理，也再次印證了 “紙包不住火”、“時間可以證明一切”這樣的至理名言。

　　事到如今，也許很多人會充滿好奇地問：為什么我們有那么多冠以國家頭銜的文物鑒定專家連那些算不上高級的仿品都看不出，從而無形中幫了造假者或騙子的忙?是眾專家們在利益面前紛紛都有意放棄了原則與道德嗎?多年的工作經(jīng)驗與見識告訴我，其實這些都只是表面的現(xiàn)象而已，同等性質(zhì)的現(xiàn)象國內(nèi)在近十多年時間里已發(fā)生過不計其數(shù)?，F(xiàn)在最需要我們做的應該是冷靜地思索一下產(chǎn)生此形象的根本原因。我個人認為應該歸咎于在這二三十年以來我們國家文物主管部門在推選確定“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各專項委員人選上存在嚴重瑕疵。據(jù)我所知，以往或現(xiàn)有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各專項委員的人選都僅局限于國家與地方博物館或文博事業(yè)單位中的研究人員或官員范圍，不在國家正式編制的社會人員無論真實業(yè)務水平如何則不能當選，這就是癥結所在。說到這里，我不能不說文物鑒定這一專項工作客觀上的復雜性及其對鑒定工作者實踐能力的特別要求。因我國的文物造假歷史很悠久，近些年已進入高仿時代，所以文物鑒定中的辨?zhèn)喂ぷ鞅裙娤胂蟮囊y上加難。也因此對從事文物鑒定者的工作條件與經(jīng)歷要求更高了——決不是僅僅認知了某一文物類項的書本理論知識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鑒定者必須具備長期置身于鑒真辨?zhèn)喂ぷ鞯谝痪€、在充滿很大風險與責任的長年累月的無數(shù)次實踐中，已取得相對成功的直接經(jīng)驗，從而洞悉了該文物類項古往今來的種種作偽秘招。這些有關實踐性的經(jīng)歷是任何一個勝任于文物鑒定工作者的“必要條件”，它是類似于“準入制度”一樣的一條硬杠杠，沒有這些條件的存在是萬萬不能從事這項工作的。衡量到上述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各專項委員會委員們僅局限于國家與地方博物館或文博事業(yè)單位研究人員或官員中推選的作法這就存在較大問題了。從總體而言，凡國家與地方博物館或文博事業(yè)單位這些特定機構，其既定的行政管理模式與工作性質(zhì)決定了其在編工作人員極少具備有文物鑒定之“必要條件”者。也許較少關乎文物真?zhèn)螁栴}的考古挖掘或帶理論性的寫作講評之類是他們所具有的天然優(yōu)勢，但有關文物真?zhèn)闻袆e的鑒定實戰(zhàn)能力恰恰是他們共同的不足。以己之“短”，防彼之“長”，豈能不被動埃打呢?實話實說，現(xiàn)階段要想從國有機構文博系統(tǒng)找出能勝任于實戰(zhàn)型真正意義上名實相符的文物鑒定專家委實不多。難怪收藏圈子中常有人發(fā)出“文物鑒定的學問不在官府，學問‘藏’在民間”這樣的感嘆。

　　我還要強調(diào)說，文物鑒定不僅是一門特殊的學問，更重要的是和諧社會遏制文物造、售假行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正由于辨?zhèn)闻c造假雙方之間本應是相互制約、此消彼長的關系，所以我們有理由說現(xiàn)在文物造、售假的泛濫成災與現(xiàn)有國家最高文物鑒定機構——“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工作職能大面積“失守”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問題的嚴重性遠不止于此，近十幾年國家級鑒定機構中的一些人已屢屢被職業(yè)造、售假者與騙子們盯上并被其所利用，亦有不法分子通過極力捧紅一些名實嚴重不符的國家級鑒定專家來實現(xiàn)其制、售假的“良性循環(huán)”。許多由國家級文物鑒定權威的“意外”所造成的“禍國殃民”局面也已證明，而媒體對幾個案例的報道不過是不計其數(shù)客觀存在事實的冰山一角。如今“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有”比“沒有”帶來的后果更可怕，客觀事實上“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已成為當前文物收藏鑒定領域產(chǎn)生諸多社會問題的“隱患”?；诖耍覒阎鴮χ腥A傳統(tǒng)文化的一顆赤誠之心，呼吁盡快解散并重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所屬名下的各專項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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